GES观点碰撞：新高考改革下的选择前置与学习后置

　　 多知网11月26日消息，在GES2019未来教育大会上，澎湃新闻编委、北京新闻中心总监吴玉蓉，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教育学院研究员秦春华，湖南师范大学测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杨志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助理副总裁兼中学业务推广管理中心总经理王专，雪松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试达测试研究院院长李文建，远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肖融受邀参加“新高考改革：阵痛与新生”圆桌论坛。

　　主要观点：

　　教育评价和考试评价以及在招生领域方面的评价，是当前基础教育领域里面的“牛鼻子”，抓住了这个“牛鼻子”，就可以改变整个教育里面的生态。

　　新高考改革下，一定要研究考试，但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招生。这两个关键词，缺一不可。

　　新高考改革，主要是选择和学习时间排列的问题。以前大量的学生更喜欢学习前置、选择后置。面对新的高考改革，需要很多选择前置，学习后置，这个变化是很多学生和家长很难理解甚至是很难短期适应的。

　　唯分数不是一种高的能力，但是分数本身也是一种能力，我们现在强调高分向高能的转变，但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在于很难摆脱分数作为最后选择评价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难点是包容的难点，是如何能够让高能本身产生高分，同时又能支持他人生更好的规划。

　　

　　主持人：今天我们这场主题是“新高考改革：阵痛与新生”，新高考改革是从哪一年开始的？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高考改革首次被列入了中央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新高考五年来从浙江、上海的首批试点，到北京、天津、山东、海南的第二批试点，再到全国八省市的第三批试点，全国已经有14个省市开始了新高考。高考改革关乎着千家万户，牵动着每个考生和家长的心弦。　　

　　随着新高考的实施，考试科目、计分方式甚至教学模式，甚至录取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我们的学生和家长，我们的学校和老师，甚至教育机构，如何适应这个新变化？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高考改革首次被列入了中央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足见其重要性，我想请问秦院长，国家对于新高考的改革抱有什么样的初衷和目的，新高考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秦春华：国务院为什么要在2014年启动新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改革？主要是基于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以及整个的对于基础教育的影响。　　

　　教育评价和考试评价以及在招生领域方面的评价，是当前基础教育领域里面的“牛鼻子”，抓住了这个“牛鼻子”，就可以改变整个教育里面的生态。　　

　　事实上从70年代恢复高考那一天开始，高考就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破除旧高考的统一和僵化这两个弊端。　　

　　在中国没有高考是不行的，但是仅仅在传统意义上的高考，也是不行的，所以中央的意见是非常明确的：　　

　　一，高考要坚持。

　　二，高考要改革。　　

　　改革的重点在于把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就是领导人所提出的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把它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　　

　　所以我们说新高考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而改变育人方式，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可靠的接班人和合格的建设者，才是我们改革的核心目标。　　

　　主持人：你觉得学校和学生应该怎么去适应这个新的变化？　　

　　秦春华：学校和学生要深刻认识到现在所有发生的变化，过去提立德树人、思想道德的建设这些方面大家会认为可能和考试没关系，等到高考的时候再刷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如果不能够真正的把立德树人的目标列入到学校课程的建设和课程的教学过程当中，高考当中也很难实现目标。　　

　　大家要特别重视今年7月份教育部所推出的《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里面明确的讲了今后学校和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要注意的方面。　　

　　主持人：我们知道新高考从浙江和上海做首批试点，肖总这边身处上海，应该是深有感受，上海和浙江已经开始了高考已经有三届了，您身处上海有没有发现他们在新高考当中面临的一些问题？　　

　　肖融：从2014年国务院的实施意见颁布以来，我们第一轮上海浙江先行先试，截止到现在14个省和直辖市都已经全面推进，浙江和上海继续深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研究院是跟随着上海和浙江的第一轮高考改革开始，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在陪伴高考改革整个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各方的人员，包括我们的老师、家长、学生，在适应改革变化的过程当中，还是能力不足。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先分别来说：　　

　　第一，老师层面，我们现有的中国大地上很多基础教育的老师，没有接受过关于伴随着新一轮高考改革应运而生的生涯教育。　　

　　然而，伴随着新一轮高考改革的推进，我们发现生涯教育对于基础教育来讲，愈发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广大的老师因为自身受教育的过程没有这样的基因，所以他要应对这样的改革变化，对于他来讲是非常难的。　　

　　第二，家长，无论是哪一个高考改革推进方式，无论是7选3、6选3还是3+1+2，所有的区域和省份的家长都会面临铺面而来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实际上是改变带来的一种恐惧，对未来不可预知的恐惧。　　

　　但我们也高兴的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我们这一轮高考改革最大的亮点是给了学生和家长选择的权利。忧的是，当选择的权利拿到自己手里以后，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选，才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优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在整个推进的过程中也发现，家长群体里面出现了几种特别的现象，是值得其他的省份去借鉴的：　　

　　1、传统思维的文理选科。这样学生在纯选理化生三门选科过程中，他的精力是不济的。　　

　　2、功利选科。如果在选择的当口你做了功利的选择，其实后来你也不会获得自己最满意的发展，你也要为这个选择付出代价。学生选择进了一个学校，却学了他并不钟爱、并不擅长、并不喜欢、并不感兴趣的专业，他未来的职业生涯和他整个人生发展的生涯幸福与否，真的很难说。　　

　　3、学生。对于学生而言，我们现在改变的是育人方式，我们要从育分变成育人。但是学生觉得读书是自己的事情，选择是父母的事情，好像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自我认知，对外部的认识和探索，做出的选择和决策，其实是没有能力和没有准备的。这样没有能力、没有准备下的学习和选择，其实不是自主、内生的发展，而是别人要我学习的发展，很难实现我们国家对于人才多元化的培养，很难实现这一轮高考改革所倡导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核心价值和理念。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比如我们狭隘地认为生涯教育就是帮学生选科，生涯教育就是帮助学生填报志愿、填报专业。广义的生涯教育应该是站在学生生命成长的角度，去陪伴人生整体的发展，把他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积极的不确定，变为他自主内生发展的动力，去积极地认可和判断，去选择，并且去悦纳自己的选择，不断地去生长，成为最好的那个自己。　　

　　主持人：刚刚肖总提到了一个词就是内生，我觉得这个词提得特别好，可是怎么把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选择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和内生结合起来，你们是怎么做的？　　

　　肖融：我们研究院陪伴着高考改革的这个过程，也帮助一些区域和教育局、学校，帮助学生个体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　　

　　对于区域和教育局来讲，实际上最大的困惑是知道新高考的目标在那里，但是不知道我从现在的原点出发怎么抵达那个终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提供了一些支持，比如包括对于老师的培训，相应的课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提供校本化的生涯教育课程。很多学校都知道，生涯教育很重要，但是它的课程内容是很零散的、不成体系的，也不是适合我们基础教育学生的。所以，我们希望提供一个校本课程的支持。　　

　　我们要提供一系列的工具，这个工具就包括学生在自我认知、外部探索，包括了解大学的专业、职业，对高中选课的影响、未来职业的发展，以及整个人职业发展大致方向，我们要给他一个数据支撑，我们会给到他一个大数据的系统，让他去了解。　　

　　我们会给到区域教育或者是学校一个关于空间的设计和支持，比如说我们很多学校目前在建学生发展中心，这就是现代学校和现代育人模式下的现代学校氛围的营造，我们把以生涯为导向的这样一个育人、改革、氛围空间建在学校，然后提升它的综合育人品质。　　

　　帮助教育局、学校和老师提供相应的课题研究，也包括对学生家庭、个人、学生个体整个升学背景的提升。　　

　　主持人：王总这边，新东方作为一个校外辅导机构，面对这样一个新变化，机遇和挑战是哪一个更多一点？　　

　　王专：整体来看，任何一次变化都是机遇大于挑战的，因为所有的变化实际上本身孕育着很多机会，这个机会不但是对培训机构而言，包括学生和家长其实都是非常多的机会。　　

　　面对新高考改革，我们认为主要是选择和学习时间排列的问题。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过程会发现大量的学生更喜欢学习前置、选择后置，实际上面对新的高考改革，需要很多选择是前置的，学习是后置的，这个变化是很多学生和家长很难理解甚至是很难短期适应的。　

　　我们都知道很多大学生，本科的时候其实应该做非常好的职业选择，这样他大学四年不光可以规划自己的学习，还可以规划自己的社会实践等等相关活动。　　

　　但是我们会发现，往往不是他喜欢，而是先去学习，看看专业课，看看相关的考试成绩。到最后大四的时候突然会发现，要面临选择了，这个时候很难，很多会进一步延后选择，选择考研。　　

　　之前看过一个网上很有趣的案例，说一个人学了一个特别古怪的学科，他最后研究生毕业之后做了一个人生的决定，就是应该去读博，为什么呢？因为找不到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回去教这些本科生。　　

　　其实如果他能提前做选择，前置他的选择，这个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实际上这是家长最迷茫的。　　

　　前置选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人们往往渴望选择权，但是有了选择权之后往往会无措。原来路径是比较单一的，大家忘了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心无旁鹜，只要这一条路走下去，至少能通向一个地方。但是现在面前有很多路的时候，站在路口，迷茫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点。大家面对选择的时候不会做选择。　　

　　举个例子，我们以前更多的在学生时代会关心学业，现在很少会关心职业，实际上从他走向社会来说，面对不同的职业，这是他一定会面临不同的选择，而这样的事情，其实应该更好前置，让他有更多这方面信息。　　

　　前置选择，同时在前置选择的过程中看得更长远，来做眼前的选择，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的决策的转型。　　

　　我们看到很多家长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要再学习。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这个事情是单纯学生的事情吗？其实也不是，家长并不应只是很操心新高考改革这个事情，而是对更广阔的世界更多的了解，包括帮助孩子认知到更多的事情，才能做出这个选择。　　

　　在这个基础上会有很多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可能代表了一些新的机遇，同时也会有一些挑战。　　

　　首当其冲的就是科目的选择和组合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这对于我们来说就会有巨大的不同。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知道大家关注到没有，所有高考改革的城市，前十名、前二十名，这个区间大家都学习很好，实际上单科目能差出10-15分的科目不多了，你观察其他的分，第一是149分，第二是147分，你会发现这个科目的侧重和选择会有变化，这里面蕴含了不同的机遇。　　

　　因为整个新组合、新选择，意味着新的产品形态、新的服务形态，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我们以前更注重学习这个领域，但是以后选择方面的辅助、辅导、信息的给予，这些就会变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以前不曾有过的。这就意味着，这里也需要做大量的投入，包括配合整个基础教育更好的帮助学生做生涯规划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做的。　　

　　随着新技术的引入，新的组合形态是不是单纯用传统线下的模式来组合，还是有更多的组合形态，线上线下的结合，这些也是一个探讨的空间。因为包括所有学校的排课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痛点，以前是一班一课表，现在会变成一人一课表，这也是巨大的不同。这些事情都需要新技术的引入，因为你选择太多的时候，因为你的数据处理的量级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真的想去了解每一个孩子、学生，为他量身打造，这需要大量的运算能力和处理能力，包括数据采集能力。这样，新技术在未来的发展中间可能也会非常重要。　　

　　所以，实际上每一次变化，我们都可以理解为，在这个变化中间谁能更好地投入，更好地把握新的机遇，可能需要更多的去认真地解读这个新的变化。　　

　　以前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叫作：“在变化的时代活下来往往是最快读懂规则的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无论是对于学生、家长还是培训机构，都是尤为关键的。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杨主任，对于考生的评价以后会更趋复杂，高校在选拔时的评价，主要会关心哪些指标和因素？　　

　　杨志明：新高考和国企很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添加了一个综合素质评价，讲起来初衷其实是很清楚的，就是要体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所以这个问题从党中央到各个阶层中学校长、老师都认同，现在有几个难题：　　

　　第一，大学里怎么把德智体美劳变得可操作化。　

　　第二，智里面不仅仅是学一个知识，就像语言一样，语言背后有一个思维，思维就有比较、分析、归纳、推理等等。　　

　　现在讲的比较多的是批判型思维，从高校招生角度讲，怎么评价这个学生有批判型思维的水平？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主持人：您说的这些评价标准，在我看来其实都很难用客观的标准去评价，怎么办？　　

　　杨志明：我们现在都在建立综合素质评价系统，但是它最大的难点哪里？智育怎么解读、德育怎么解读、美育怎么解读、体育怎么解读，又怎么用到基础教育里面去，这才是问题的要害。这里面还涉及到测评本身的一些问题，你怎么把它科学化，怎么量化，这是很难的。　　

　　接下来，大学招生怎么用？在我看来科学化是要的，但是科学化不是随便玩玩的，一定是教育专家、测量专家、还有IT的同仁大家合作。　　

　　最后，我想说一点，测量的核心要点就是要测量准。　　

　　中国素质评价要落实德智体美劳：　　

　　第一，要队伍科学化。

　　第二，要科普化，将科学的东西普及化。

　　第三，让高校招生的模式不要用短板理论，而是长板理论。　　

　　主持人：综合评价最主要其实就是要进行多元化，李总正是进行这方面实践研究的，您给我们谈谈你们是怎么进行研究，在面临机遇和挑战的时候，是怎么做的？　　

　　李文建：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普及性的、教育性的工作。其实高考改变的本质就是人才评价标准的改变，人才评价标准变了就意味着我们的培养模式要变。　　

　　培养模式变了，我们现在在国内选拔考试到底是要选出来适合教育的孩子，还是要创造适合孩子的教育？我觉得这是本质的育人观的改变，所有的测量学背后一定是教育哲学来支撑。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还是受教育目标的影响，我的测量比如说还是看孩子的教育目标达成情况，不是说我的测量是为了更好的反馈教和学。　　

　　在这种情况下，回到我们刚刚说的挑战的问题，就意味着不管是从教育的供给侧，还是从教育的接收方，大家的意识能不能转变？也就是说，到底我们的教育只是为了选拔出来适合培养的孩子，还是我们的教育最终是能够提供更适合每一个孩子的教育，我们说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　　

　　这个就回归到我们刚刚提到的测评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测量还是一味的分数论，这个挑战会变成是，我们能不能培养出达到立德树人目标的人，还有核心素养的培养如何在我们的测量里面实现。　　

　　在我们的探索方面，我们刚跟一个省签了8个地级市做350万学生的评价的问题，我们现在就不再是一个单一知识点的评价，我们是结合着新课标里面提到的知识、技术、能力，包括我们提高的核心素养的维度来进行多维度、诊断性评价。我们现在在做的是，希望真正能够从评价技术这个角度，为我们的教和学提供一些可视化的数据支撑。　　

　　我们经常用一句话比较接地气的话来讲，测量的这个数据，我们分成测量、统计和评价，如果只是反馈分数本身，这个是很难做出价值判断的，如果是提供多维度的数据支撑，我们就是给教育局提供一双眼睛，给学校提供一个诊疗室，因为诊断性评价可以提供个性化的诊断报告。　　

　　从个人学生、到年级、到学校、到区域，都可以有诊断报告拿到，这个里面就有学生的学习路径规划和改进建议，所以在实操里面，这个过程是蛮艰难的。这是一个意识转变的问题，大家现在依然认为我们的学生还是围绕着教育部门达成去进行考评，而不是真正以人为本，这个孩子综合发展是什么样子。　　

　　当然，我们说这个里面的评价技术就变得很重要了，所以我在这个场合呼吁大家多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说教育生态里面有三个大的环节：　　

　　第一，教育的实施。

　　第二，教育的评价。

　　第三，教育的咨询。　　

　　如果说，教育评价是牵牛鼻子的活，评价这个概念和他的技术，大家不去专注，而只是在教育实施环节下手，比如说在教材、教学方法、教学设备，我们改革的再多，教育评价不跟着去变，我相信我们所谓的新高考改革去培养多元化的人才这个目标实现起来还是很难的。　　

　　我们在实施的过程中间，坦率来讲，前三年半大概都是在培育市场，各个地方去宣讲，为什么要多元评价，为什么要用诊断性评价，做形成性评价。这个时候我很高兴看到这两年这个市场的变化，有挑战，但机遇还是很大。　　

　　王专：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发现唯分数肯定不是一种高的能力，但是分数本身也是一种能力，我们现在强调高分向高能的转变，但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在于你很难摆脱分数作为最后选择评价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对于我们来说，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难点是包容的难点，如何能够让高能本身产生高分，同时又能支持他人生更好的规划，这样的改革或者说相关的措施，才会更容易实施。　　

　　所以，我们各位专家都要一起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然家长会面临选择，他听了非常先进的教学理念，最后选择了一个出高分的学校。　　

　　主持人：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分数，新高考最核心的关键词其实是综合素质，我问一下秦院长一个问题，当一个学生放在您面前的时候，您跟他谈多长时间就大概会对他的综合素质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秦春华：只需要一个过程，10年以前在我们没有任何经验的时候，我们只能依靠分数来判断这个学生到底怎么样，但是经过这十几年来，我们坚持不懈的做综合评价的探索和实验，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学生在我面前，他不给我成绩单，我和他谈几分钟，我就基本上能够判定他能不能上北大。　　

　　对人的评价、判断是有一系列科学的方式和方法的，我们会综合各种各样的判断，从学生的经历和发生在他身上所有的一切，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判断。　

　　每一个部分都和整体是联系在一起的，单个的部门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把单个的部分和整体的素质联系在一起，我们才能对一个人形成一个综合的评价。　　

　　主持人：我同意秦老师的说法，给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家长提个醒，新一轮的高考改革，国务院文件的全称是《关于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实施意见》，所以一定要研究考试，但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招生。这两个关键词，缺一不可。　　

　　杨志明：我做了30多年的测试，测试里面最关键的词是三个词：　

　　第一，稳定可靠，不能今天测的和明天测的不一样。

　　第二，有效性，测到所想要测的东西。

　　第三，公平性。　　

　　我们主要讲究这三个准绳。　　

　　主持人：非常感谢5位嘉宾今天精彩的分享，感谢大家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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