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教育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年。
2019年教育行业的八大趋势
文|管丢丢 冯玮 余甜 孙颖莹 徐晶晶
为期两天的GES 2019未来教育大会已结束，在会上，中外嘉宾满满的干货给参会者留下深刻印象。从会上，多知网看到了八大趋势。
针对校外培训，传统线下机构拥抱互联网，在线企业在下沉市场寻找着新的领地。
不管线上还是线下，对科技的探索永无止境，科技遇上教育，将对教育场景和模式发生颠覆性影响。AI技术不再停留在辅助阶段，开始深入全链条中。
素质教育热火朝天，在投资人看来，素质教育分为素质启蒙、素质成长、素质专业三个阶段，不同阶段要解决的客户需求问题和供给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一个新的趋势是，家庭教育成为低龄教育市场热门赛道，但是行业也在思考如何突破家庭教育的天花板。
在学校教育中，随着新高考改革的实施，考试科目、计分方式、教学模式乃至录取模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适应变化，学校、老师、学生、家长都需做出应对机制。
以下为GES2019未来教育大会中透露的八大趋势：
一、下沉市场：在线教育如何落地开花？
在线教育通过五年的发展已经快速成长至千亿规模，各类在线教育产品也在市场上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
但在线教育市场接受程度虽然大幅提升却主要集中在高线城市。可以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在线企业在十分分散的下沉市场中，寻找着新的“领地”。
51Talk在其发布的《全国青少儿在线英语学习行为报告》中提到，2017年51Talk非一线城市的新付费学员是一线城市的1.3倍，且该数字是2年前的4.7倍——下沉市场的力量可见一斑。
一、 一二线流量红利消失，获客成本高昂；
二、在线教育市场经历了5年成长期，在技术和服务端已具备覆盖更多城市的能力；
三、资源不平衡催生了更多需求。
在GES2019未来教育大会上，轻轻家教创始人刘常科认为，之所以在此刻可以谈论下沉，是因为产业分工更加明晰：“一线招生和相关服务交给当地，所有的教学教研以及授课这部分被后端标准化了，从而使得教育真正从产业链的角度完善了跨地域的分工，得以规模化扩张。”
在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出现了双师直播、在线班课、在线一对一等多种在线教育模式实现了需求端的下沉。而在关注需求端下沉的同时，也该关注到供给端的下沉，“正因为有了供给端的下沉，才有了重构产业成本结构的机会。”刘常科说道。
目前，面向市场，在营销层面最常见的方式有：
一、以产品为核心，向目标人群通过疯狂补贴、降价等方式进行刺激引导。
二、大屏传播——电视在下沉市场依然“吸睛”。
三、增设户外体验店——面对面直接突破。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又如何将高线城市的资源复制到低线城市？
轻轻家教选择了一个看起来比较“重”的模式：在全国58个城市设立直营分公司，用当地的团队为当地家长服务，刘常科介绍目前轻轻家教已经可以为下沉家长提供三个产品：跨城在线教师辅导，同城在线教师辅导，同城教师上门。
东方优播CEO及北京学校优能中学部总监朱宇介绍，东方优播正在走本地化小班模式，他指出K12教育阶段培训诉求大多依然是中考和高考。但在学生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学习情况依然不同，家长支付能力不同，为孩子选择的教学产品也会有一定差异。
“不同的城市基本上是不同版本教材，相同版本的教材也有教学难度、教学进度、教学顺序的不同，顺序、难度都相同，期末考试、期中考试基本上都是各个城市自己教育局的教研员去出题，教学的东西真的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东西，你会发现当地的风格有可能会和别的城市不一样。”
朱宇认为在内容上需要考虑本地化：“要下沉的时候是需要去考虑的，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你会发现家长一开始可能会接受，随着孩子在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的成绩不能够立马显现出来的时候他可能要着急，他就开始提出这方面的诉求了。”
打入市场的方式还有很多，在这片蓝海中，机会丰沛依然。
二、OMO，传统线下机构拥抱互联网的重大机遇
OMO，已然成为2019年教育行业热词之一，更有上升到下一个教育主战场之势。
OMO是什么？业内普遍公认的对于OMO概念的提出，要追溯到2017年。当时，创新工厂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提到：“未来世界即将迎来‘OMO’（Online-Merge-Offline线上与线下融合）的时代，而中国的发展速度相当惊人，将有望在全球范围内首先实现OMO。”
落实到教育行业，大致就有了线上教学、线下服务；线下教学、线上服务；以及线上教学和服务同时兼具线下的教育和服务三种形态。不管是那种形态，都可以看到线上线下的教育方式在这里进行了打通和融合。
“我觉得OMO对线下教育机构来讲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线下教育可以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线上和线下融合新模式去思考我们未来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更好地去服务客户，给客户带来价值。在线上和线下融合过程中，实际上是可以‘扬各自之所长，避各自之所短’。”在GES2019未来教育大会上，京翰教育董事长兼总裁喻烜提到。
围绕着OMO，诸如京翰教育、朴新教育、精锐教育等传统线下机构也进行了各自的探索。
京翰教育的探索模式是通过一个全新的学校组织，将线上跟线下的场景放在一起（一对一的教室、一对多的教室、阶梯教室，双师课堂等教育形态，都融合在一个校区里）。但是家长跟学生不负责选择学习的内容和教学模式，而是由学校通过对于学生和家长的充分了解后帮他们选择。同时，线下也有京翰的师资和学管师，为他们服务。
朴新教育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供应链的数字化上，这个数字化没有标准化的共识，而是细致地针对每一种班型、每一个老师去做数字化。落实到环球少儿层面，朴新教育联合创始人、环球少儿总裁张诗童提到，其主要通过先打磨出产品、然后通过城市合伙人进行线下推广。
“我觉得OMO除了产品层的OMO之外，还有整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的OMO。”张诗童提到。
精锐教育的探索模式目前是以线下为主，然后把一部分环节放到线上。目前，线上的环节主要是诸如批改作业、家校沟通等相对轻度的环节。焦典提到了线下个性化1对1搬到线上1对1，同构模式（班型一致。），异构模式（班型不一致）三种阶段。“精锐目前是接近第一种。”
三、教育+AI，下一步将探讨更多的分工合作和全链条整合
在GES2019未来教育大会上，网易有道首席执行官周枫提到，作为一家技术导向的公司，有道早在2008年就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做了国内第一个机器翻译系统，该系统于2017年升级成基于人工智能的NMT神经网络的翻译系统。与此同时，2019年也是有道重压硬件教育产品的一年。
“我们总体是基于用户的需求来落地AI技术的思路。做硬件产品虽然很苦，把AI用好要花很多功夫，但最后是值得的，这是我最大的体会。”周枫提到。
同样，有着“AI教育第一股”称呼的流利说，自2012年9月成立至今，已经在人工智能+英语的领域探索了七年。
“七年时间里，我们有大量的经验积累，包括英语的语音识别、评测、音素音节级别等等。也积累了巨量的用户英语数据。基于这些数据，在过去一年里，不论是在打分算法，还是在一些个性化自适应上，流利说都有比较大的突破。”流利说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胡哲人提到。
另一方面，对于教育属性更加强烈的公司而言，在人工智能的研发投入上同样不遗余力。
据好未来AI工程院负责人杨松帆介绍，好未来在教育上研发上投入很大，到目前已经有超过6000名技术研发和教学研发人员，年均研发经费超过10亿元。
“我们有400人的团队规模做AI相关的研发。好未来在未来的五年内每年都会投入上亿的资源来做AI研发，并且每年投入量会逐渐增加。”杨松帆说。
掌门教育联合创始人吴佳峻也提到，掌门教育的很多AI技术都是基于掌门自身平台进行自主研发的。
多知也曾在《变革与新生》一书中记录过，早在2015年，掌门由于前期教研投入和资本风向变动陷入生死危机之时，掌门教育创始人兼CEO张翼就决定将公司转向技术驱动，通过打磨内容、技术等来做重后端、做轻前端。
正如各家探索不断，人工智能技术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得到发展，众人对其认知也更加的深化。AI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教育辅助的边缘阶段，而是开始深入到教育全链条当中，与各个教育环节进行着密切的分工合作。
“我们除了硬件之外我们也关注怎么把我们的在线课的产品和AI有更好的结合。”周枫介绍了有道智能笔的案例。
在胡哲人的介绍中，AI技术已经在流利说的C端产品中有了诸多落地性的深入应用。
“在个性化和自适应这块，流利说在系统课中，一直有一个在线测的产品达尔文英语，这是一个Fully adapted的个性化推题。在英语学习者每个里程碑之间，可以根据学习者本身的学习能力，以及类似的学习者大概的成长路径去做个性化学习。”胡哲人提到。
“我们将AI融入到学生的链条当中，这是跟我们教学场景比较契合。”吴佳峻同样证实了这点。
而对于好未来来讲，这种全链条的深入配合则可以体现在对内、对外两个层面。
对内，线下双师小班AI，和线上的AI互动课，在线直播大班这三个业务是好未来AI工程院当前的三大重点。
围绕这三点，杨松帆在采访环节对多知介绍称，在直播大班里，工程院会更加围绕老师在上课直播的时候做赋能，比如如何实时的了解到学生的反馈，并且及时地做出授课调节，同时进行个性化关注；在线下AI小班中，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教学内容，教材版本，再加上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虽然目前AI课能提升学生的参与度，从数据上看来，略好于传统的面授模式；工程院也在同步开始探索AI的在线互动课程，更加关注如何让内容的课程内容多样化、智能化。
对外，在好未来AI开放平台上，除了将AI的能力、基础设施、脱敏的数据等对外开放之外，杨松帆介绍称好未来开放平台还希望将一些业务场景开放出来，让教育行业的从业者参与整个产品升级的闭环。
不过，对于人工智能技术来讲，在教育行业究竟可以提升多大的效率、价值如何最大效能的发挥？如何判断哪个技术才是最适合学生学习、老师教学的？在经济利益之外，能否在道德和伦理层面上正确使用技术，都是未来有待解决和解决的关键。
四、5G+教育：教育形态颠覆性变革？
技术加持是教育发展重要的助推器，5G无疑是今年最热的词之一。
今年六月，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标志着我国正式跨入“5G时代”。
根据ITU(国际电信联盟)定义，5G网络将实现三大应用场景：eMBB(增强移动宽带)、eMTC(海量大连接)、URLLC(低时延高可靠)。
当5G遇上教育，将对教育场景和模式发生颠覆性影响。
GES2019大会上，有观点认为：“5G绝不是单独的技术突破，而会与多种相关技术结合进行创新。”
一个最显性的体现在于与AR、VR的结合。VR技术现存的问题是设备笨重、传输有延迟、体验不佳。5G来临后其低延时、高带宽的特性可以将基于设备的计算和传输能力云化，缩小设备体积；同时，还可以解决清晰度不佳和眩晕问题，优化观感体验。
未来可能出现的场景是，学生在任何场景都可以随身穿戴增强现实的眼镜，通过画面出现的虚拟真实场景进行沉浸式、趣味性学习，让线上课堂无限接近于线下教室。例如历史可以畅览古今中外，消防、地震等课程可以“亲身”体验。
这意味着学生理解世界的方式会有根本性不同。
课程体验真实感外，5G+VR所实现的全息投影的另一个利好在于可以实现万物互联，实时连接全球学生。
如今的在线直播技术虽然使得国内外的孩子可以一起上课，但互动感仍有欠缺。未来通过云渲染技术，可以投影出“真实”的同伴，拥有面对面的体验感。例如学习交响乐的学生，就可以实现和全球的音乐专业学生共同举办一场音乐会。
进一步来看，技术的提升更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
《2018年教育信息化2.0》提到“三全两高一大”，三全指教学应用的全网式覆盖、学生应用全学生的覆盖、数字校园的全学校的覆盖。“这不仅仅作用于北京，而是覆盖更偏远的地区。”中国电信北京公司副总经理项煌妹表示。
第一，5G的加持可以加速教育技术在农村的普及，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活生生的“真人”老师出现在讲台上，让优质师资以更好的方式惠及农村教学，缩小城乡差距。
第二，5G+AI可以更好地把握学生掌握情况，实现个性化教学。由于传输信道不同，5G实现后教师的感知和处理能力都是实时的，配合AI技术对学生的面部、姿势等进行识别，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实现实时记录并做到及时反馈，达到更好的平衡。
第三，5G周边智能设备的交付可以改变农村教学方式。“现在的可穿戴头盔、眼镜可能都是过渡产品和方案，未来我们会拥有更智能或者更无感的设备，改变教育的形态。”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助理副总裁兼杭州新东方学校校长吴晓飞表示。
然而，技术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伦理道德问题，5G同样不可避免。项煌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技术和教育在伦理方面的融合需要进一步加强。懂技术和懂教育的人有时候看法可能有差异，有些事从技术人的角度看可能就是理所应当，例如前段时间的小学生“头戴金箍”一定是技术人的想法，而不是教育者的初心。所以需要技术与教育更好的结合。
此外，新技术的出现首先需要包容的姿态。需要先实现5G试点创新，再在试错过程中找到技术和伦理间的平衡点，才有可能更好地打开未来。
五、家庭教育：低龄赛道新红海？
家长皆焦虑，焦虑即刚需。
2019年6月，教育部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其中特别提及加快家庭教育立法，强化监护主体责任，家长要树立科学育儿观念，切实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国家宏观政策指挥棒在家庭教育中所给出的方向，已愈发清晰，家庭教育市场正变得更加热闹。
有一种声音认为：“家庭教育马上会成为下一片红海。”
在GES 2019未来教育大会上，新东方、好未来也分别召开发布会，在家庭教育赛道进行布局，但双方的推进策略也稍显不同。
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发布多款家庭产品，内容涵盖从学龄前至高中阶段孩子的家长课程，还有针对家庭教育专业能力培养的系列产品；在教师层面，新东方内部将全面要求K12老师学习家庭教育指导师系列课程。
面向从业者，新东方已搭建“家庭教育指导师基础必修课-家庭教育指导师高级认证培训-家庭教育讲师培训-家庭教育咨询师培训”培养体系。
与新东方不同，此次好未来直接看向客厅场景，学而思轻课推出了智慧家庭教育硬件产品——学而思轻课盒子。
该产品将面向3-12岁儿童家庭，以高清电视大屏为载体，帮助学员在大屏收看课程并体验三师体系服务，实现学习内容完整、人工智能学情报告反馈以及多终端跨屏同权，帮助家长了解孩子学习进度。
家庭教育风行的这几年，线上和线下的家庭教育产品也愈发丰富。
目前较为轻的呈现方式是专家问答、轻课程、短视频等线上产品，线上或线下系统班面向家庭端的内容则更系统，课程会围绕理念型（家庭教育观念的普及和输出）；亲子型（亲子、家庭互动中的知识传授）；能力型（益智、能力类学习方式传授，具体方法论的帮助）；心理型，（家长心理建设，家长的自我成长内容）等。
产品虽然愈发丰富，但家庭教育赛道依旧发展缓慢。问题集中于：
一、标准化尚未统一，门槛过低水平参差，结果量化难以快速显现。
二、家长付费意愿受学习目的限制。“家庭教育的产品要先面对家长然后再通过家长去给孩子输出，同时家长还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不能实时解决，就需要反过来再继续学，战线太长了。”某业内人士透露，即便家长有学习意愿，但能够抽出完整时间系统学习的家庭还是比较局限。
三、行业存在天花板。
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会随着年龄的上升而变得更加复杂：家庭虽然对于一个孩子的影响巨大，但伴随儿童年龄上升，父母已经不再是影响孩子健康身心的唯一要素，这也意味着家庭教育市场的生命力和天花板，依旧没有那么理想。
但无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市场环境，家庭教育都在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加速奔跑。其中的难点早已显现，显然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给这个市场和参与者去慢慢探索。
六、素质教育：刚需化趋势明显
在寒意从年初贯穿到年尾的2019年，素质教育领域的“红火”格外引人瞩目。在STEAM、游学、少儿美术、数学思维等各细分赛道融资不断、增长势头迅猛的格局下，“卡位”或许是这一年的年度关键词。
这背后，政策是供给侧前行的航向标。另一方面，在需求侧，家长观念与时俱进，对高质量素质教育的需求日益旺盛。据《2018年中国在线素质教育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每年60%的家庭在孩子素质教育上投入费用超1万元。
传统观点认为，素质教育具有非刚需性，往往充当应试教育的B角，但对新一代的家长而言，素质教育某种意义上也是刚需。
在日前的GES 2019未来教育大会上，鲨鱼公园创始人、环球雅思创始人张永琪认为相较于应试教育的指标容易衡量、目标明确的特点，对于素质教育的学习，家长可能不一定知道自己的孩子要什么。
基于此，火花思维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罗剑认为，学科类型的素质教育，在业务层面，尽量让一些指标可量化、可视化。
天使和坚果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中国营地教育联盟副理事长陈蓉认为，游学类产品的门槛本身就筛选了用户。随着用户年龄不断增长，大部分孩子会走国际化路线，在洋高考的指挥棒下，刚需性也突显出来。
夏加儿教育科技公司合伙人何涛表示，90后父母（其子女正处于素质教育的启蒙阶段）更富有个性，其成长伴随着“以人为本”的倡导过程，在此背景下成长起来后，会更加注重多元化的个性化的选择。
北塔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沈文博表示，过去琴棋书画这种技能类的素质教育，家长的诉求多集中在应试考级，以提升升学背景。而素质能力的培养则是让孩子提前适应越来越不具确定性的未来世界。
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素质教育的用户生命周期短暂，目前市场主要集中在3-8岁。
面对这一问题，张永琪认为可以往高年龄段拉伸。比如在低年龄段的时候，可以批量性地受教育，到了六七岁的时候有知识内容的学习。再往上，素质教育首先是分成偏个性化、小组化，这也对标着用户成长的下一个目标，比如高考或出国。他相信未来对应的整个教育体制改革也会朝着素质教育去变，比如增加更多实践能力的综合评价等。
火花思维的大纲已经编到了12岁，再往上，罗剑表示，可能会舍弃。首先是因为不擅长，其次还是要看家长的认知。在学科上，可能家长更多注重的是课内的作业、中高考等。
天使和坚果派的游学和营地教育从3岁一直做到18岁。在低年龄段的时候，探索自然、探索世界；到中间年龄段，开始进入青春期，要探索自我；再大一点，用户要探索未来，要找方向，要找大学，想去尝试不同的职业方向。
在陈蓉看来，无论是游学还是营地，都不是一个教学内容，而是一个教学场景，其实孩子不管在哪个年龄段，随着他的成长都是需要的，只不过注入的内容可能会完全不同。
夏加儿目前集中在3-12岁，将来会考虑往更多年龄段拓展延伸。因为不同的素质教育在不同年龄段有各自的需求。
透过沈文博的视角，素质教育最底层的是素质启蒙，往上是素质成长，再往上是素质的专业或专家路线。但在不同的阶段，其实要解决的客户需求问题和供给的方式也不一样。
“我们现在特别关心的是在素质启蒙阶段，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相对低价的，让他们先去试一试，但同时又是专业的。但到成长阶段，它的量就比较大了，因为有些人已经选择了，并且他觉得适合。但真正到专业层级的时候，看上去可能客单价比较高，但从生意角度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可以有效规模化的生意。所以，我们关注的还是中部是不是能足够拉长生命周期，并且底部能够提供一个廉价的供给。”
七、新高考改革：阵痛中应变前行
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高考改革首次被列入了中央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五年来，从浙江、上海的首批试点，到北京、天津、山东、海南的第二批试点，再到全国八省市的第三批试点，全国已经有14个省市开始了新高考。
新高考改革的核心之一是要改革人才选拔和人才培养方式。GES 2019未来教育大会上，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教育学院研究员秦春华指出，教育评价、考试评价以及在招生领域方面的评价，是当前基础教育领域里面的“牛鼻子”，抓住了这个“牛鼻子”，就可以改变整个教育生态。
随着新高考改革的实施，考试科目、计分方式、教学模式乃至录取模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适应这些变化，学校、老师、学生、家长都需要面临很大的挑战。
在选科层面，科目的选择也影响着大学专业以及未来职业，因此提前生涯规划对于学生变得十分重要。
“新高考改革主要是选择和学习时间排列的问题。以前，大量的学生更喜欢学习前置、选择后置，面对新高考改革，很多选择是需要前置的，学习是后置的，这个变化是很多学生和家长很难理解甚至是很难短期适应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助理副总裁兼中学业务推广管理中心总经理王专王专说。
从教培机构的角度出发，王专提到，以前培训机构可能比较重视学生的学习，接下来选择方面的辅助、辅导、信息的给予，这些会变得尤为重要。如果想去了解每一个学生，为他量身打造学习路径，这需要大量的运算能力和处理能力，包括数据采集能力。因此，利用新技术帮助学生进行生涯规划变得十分重要。
生涯规划对于学生越来越重要，然而，很多老师并没有接受过相应生涯教育，现在市场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尝试从生涯教育的角度提供解决方案。远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肖融表示，目前远播教育便会给学校提供生涯教育解决方案，包括学生发展中心的建设、师资培训以及生涯教育校本课程等方面。
在选拔标准层面，新高考改革增加了综合素质评价，如何科学量化地建立素质评价体系，也是新高考改革推进的挑战之一。
“综合素质评价，最关键的不是求总分，而是形成一个可评价各种人才类型的门槛。”湖南师范大学测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杨志明认为。
雪松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试达测试研究院院长李文建也提到：“测评不应该是仅仅提供一个分数。”雪松湾的测评目前已经不再是单一知识点的测评，而是结合着新课标提到的知识、技能、能力、思维等维度来进行多维度、诊断性评价，可以针对个人、年级、学校、区域，都提供诊断报告。
“稳定可靠、有效、公平，这是建立测评标准时最关键的三个词。”杨志明总结道。
八、教师多元化转型，要跨界、要打破常规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师专业化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
教师知识能力架构面临重构：要拥有多重身份，不再只是教师，还必须是学业导师、心理导师、升学导师、课题研究导师、生涯规划导师。
教师要具备多种能力，不能只会学科教学，还必须一专多能，指导能力、规划能力、疏导能力、评价能力、研究能力等都要全面跟进。
以英语老师为例，在过去20年，我们国家在外语教师的培养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从原来学院式的、讲解式的、灌输式的、指令式的培训走向了更加关注老师群体，基于问题导向、思路引领，支持老师的实践反思。
在GES2019未来教育大会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连仲教授指出，现代信息技术给了教学很大的发展空间，老师面临着很大的不适应，他还习惯于自己教。但是现在英语强调交流互动，学了之后马上就用。
教师下一步还需要更多的发展、变化，外语教育现在面临着新的转型期，测试、教材、课程标准，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提到教师的培养我们普遍认为是中学校的老师，但其实大学老师的培养也一样重要。苏州科技大学教授吴红耘指出，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是1088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900多年了，而教师成为一门专门职业，从1966年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是为大学培养老师的。
在新时代下，原有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改变，教师的角色也在改变，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总之老师需要跨界，需要打破常规。
要调整教学方法，必须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因类制宜、因学定教、因势利导，提供最适合学生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