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孙颖莹
“一个在线教育创业公司,招聘一个产品经理,给到了月薪8万,已经超过了当时BAT给产品经理的工资。”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多知。
“从XX(互联网O2O平台)来到这家在线教育公司(非初创),我是拿到了期权的。”后端研发工程师李元表示。
承诺的期权、有涨幅的薪资、一定高度的岗位、完善的福利待遇……教育行业正在大力网进互联网人才,不惜重金、不惜重力。
事实上,这几年互联网人才涌入教育行业,早已不是一件新鲜事。尤其是随着2013年在线教育元年的到来,互联网人才开始加紧频率及规模地流入教育行业,这种趋势越发明显。
2015年,好未来任命曾在百度担任首席架构师的黄琰担任CTO;2015年底,作业帮从百度分拆,包括现任的作业帮联合创始人陈恭明、李博洋,作业帮首席算法专家宋旸皆从百度而来;2017年,前赶集网CTO罗剑创办在线数学思维品牌火花思维;2018年3月,包括原搜狗COO茹立云在内的几位搜狗出身的团队创办了在线少儿英语1对1公司葡萄智学;2018年4月,曾任百度、搜狗多条业务线总经理的赵媛,创立在线少儿数学思维海豚思维;2019年7月,原百度副总裁、百度移动生态事业群CTO郑子斌任VIPKID首席技术官,负责公司整体技术战略规划。
而2018年年底最新一轮融资估值已超30亿美元的猿辅导,其创始团队,也皆从网易而来。创始人兼CEO李勇曾是网易掌门人丁磊手下一手打造了“网易新闻客户端”的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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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俞敏洪在接受多知采访时曾表示:“教育上市公司现在是所有领域上市公司中增速最快的,这就给高端人才一个信心,这个领域值得你做。”
互联网人才跨界教育,大势已来,且节奏越发加紧。
消费互联网产业升级,互联网对人才推力显现
互联网行业有个观点这几年被频频提及:
传统消费互联网格局已定,互联网用户增长红利已经消失,消费互联网正在向产业互联网迈进。
“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的融合创新,将会带来哪些新的转变?” 2018年10月,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社交平台上发出灵魂拷问后,“产业互联网”一词火了。
紧接着,10月最后一天,马化腾给全球合作伙伴的公开信中明确表示:“未来互联网的主战场,将会从此前的消费互联网,发展为产业互联网。”
(图片来自2019年1月的《中国互联网经济白皮书2.0》)
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探索、转型,不单单是传统互联网公司需要面临的挑战。身居在这一行业内的互联网人才们,同样面临着人生选择的新路径:是继续存留随行业一起变迁,还是更换一片全新领域开拓新的沃土?
葡萄智学CEO茹立云对多知表示,互联网就是工具,如同水电煤一样,但是,教育是一个产业,教育+互联网就是产业互联网。
“做一个新的事情,就需要新的品牌。”于是,在搜狗上市后,茹立云就选择了离开,走上了教育创业的征程。
同年,原360搜索事业部总经理杨康在360公司工作了13年之后,最终决定去一片新的领域,加入一起教育科技担任技术总负责人一职。
“消费互联网增长已然不太明显,从0做到500万DAU的产品越来越少了,对于消费者来说,互联网的产品矩阵和需求满足已经相对比较丰富了,偏产业互联网才是未来的趋势。在当前,教育是一个很深的行业,还没有完全通过互联网的产品技术去解决,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这是杨康选择教育行业的重要考量点。
同样,每一个处于基层岗位的互联网人才,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种互联网产业升级的大势。
“我之前从事的金融行业监管趋于严格,行业天花板趋现。但凡衣食住行都有垄断企业,唯独教育行业没有。2015年后就没有独角兽产生,如果产生,肯定在教育行业。教育行业处于发展期。”从京东金融跳槽来到一家线下教育公司的开发程序员王进表示。
另一边,从某O2O平台跨界某在线教育企业的后端研发工程师李元也告诉多知,选择这个行业也是考虑到K12是未来互联网的主战场,在线教育将迎来互联网产业升级之后的下一波重大机遇。
显然,互联网的下半场来了。
教育+互联网,催生教育行业对互联网人才巨大需求
一方推力,自然也就有一方形成拉力。这些计划出走教育的互联网人才,对应的是,教育市场对这些人才的需求量究竟如何?
火花思维创始人罗剑告诉多知,互联网+教育的兴起,用户数量和市场规模开始井喷,到2020年中国在线教育用户将会达到将近2亿人,巨大的市场规模将会带动教育行业对人才的大量需求。
最先落地的跨界人才,显然是这批最具互联网属性的技术人才。
“原来互联网人才不认为教育是一个可以挥洒自己科技能量的领域,但是现在大家都开始认识到了,所以高科技人才往教育领域流动的可能性比原来大了。”俞敏洪提到。
在这种意识的觉醒之后,越来越多的教育公司加大对科技人才的引入力度。
在多知网《培训行业这一年·2016》一书中曾记载:
2016年10月,好未来做了一个重要的人事任命,曾在百度担任首席架构师的黄琰担任好未来CTO。加入百度之前,黄琰曾是腾讯研究院总监、是PPLive的联合创始人。
为了引进这位技术大牛,张邦鑫前前后后曾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当时,好未来的技术团队已经有了几百人,黄琰的到来将用于解决好未来当时需要解决的直播技术、技术后台搭建等问题。
“好未来比新东方做得好,但现在新东方正在迎头赶上。大概几年前,新东方的科技人员就是200人左右,而现在这个人数达到了千人的规模。”俞敏洪在近期接受多知采访时,也透露出新东方将对科技人才不断加码。
新东方、好未来已经表露出对于互联网技术人才的重视态度,而纯在线基因的教育公司,也在加紧互联网人才的布局力度。
根据多知梳理,在线少儿英语公司VIPKID在近两年时间里,发生过多起高层位置的跨界人才变动:2017年4月,前奇虎360商业产品事业部总经理项碧波加盟VIPKID出任高级副总裁,前美团外卖部技术负责人朱会出任VIPKID研发副总裁;2019年4月,大数据与算法专家周洋加入VIPKID,负责在线教育平台的大数据体系建设;2019年7月,原百度副总裁、百度移动生态事业群CTO郑子斌任VIPKID首席技术官,负责公司整体技术战略规划。
显然,教育+互联网的下半场,也来了。
在线教育飞速发展,人才吸力加强
诚如消费互联网走向产业升级对互联网人才产生了一定的推力,教育公司亦恰好提供了一个人才缺口,那为什么这群跨界人才在医疗、金融、房产等同样存在缺口的行业之外,选择教育作为新一着陆点?在互联网消费升级背景之下,这批互联网跨界人才又从何处看到了教育产业的发展机遇呢?
事实上,这几年教育培训行业尤其是在线教育的发展成果有目共睹。
1、互联网化的教育规模化速度可观
教育是一个特别分散的市场,新东方好未来的市场份额加起来不足5%。这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话。相对于快速烧钱、扑量、快速扩张的互联网行业而言,教育行业“慢”了似乎不止一点。
“教育行业具有非常强的线下属性,是相对较难快速规模化的品类,这体现在线下开店的复制和迅速扩张难度上。我们观察到,在早期的教育创业、尤其是线下教育项目中,基金的参与程度很低,这是因为中国的大部分VC更关注互联网在产业中的作用以及商业模式快速增长的潜力。”元璟资本合伙人田敏对多知表示。
作业帮首席算法专家宋旸提到,在之前,没有互联网化的教育,没有办法去做大范围的渗透,因此也不可能作出寡头或者垄断的局面。
如今,在线教育元年的到来拉开了教育在线化的风口。在线教育在互联网化方面,似乎迎来了众多新的可能性。
“一旦互联网化,一切都不一定了。”宋旸解释称,从大的时间节点来说,尤其是2015、2016年之后,移动互联网、手机普及程度的大幅提升,以及移动支付方式的出现,使得信息接触和获取的渠道越发宽广、支付手段越发成熟,这时候通过互联网手段做教育,变得开始可行。
“这种互联网的助力,使得教育的渗透率大大提升。要知道所有互联网其它行业,基本都是两家、最多三家把市场瓜分完毕,在教育这么庞大的市场里面,互联网教育确实有很多值得做的空间。”宋旸称。
2、资本市场表现优佳
有人说,资本是最为逐利的。资本目之所及的地方,一定有值得其目之所及的利诱点。
作为刚需产业,教育领域未来规模会持续扩大,可以达到上万亿元的市场规模,而且随着人们教育观念更新和需求升级,这个规模还将不断深入和增长。田敏提到,近年来互联网在教育领域不断渗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互联网教育是未来行业发展的大趋势。
据多鲸资本《2018年教育行业投融资报告》统计,在2013年在线教育元年的辐射之下,2014年成为历年教育投资增速最快的一年,同比增速达到173%,该年也被称之为是在线教育市场爆发的一年。此后,每年年投资总量和投资金额保持高位,基本维持在500起以上。
“投资人都喜欢看大市场,线上的打法互联网基金更为看得懂。”确实如田敏所说,这几年的教育行业俨然成为了资本争相落地的领域,更不乏有专门投资教育的机构诞生。
回看已经过去的2018年,VIPKID领跑5亿美元D+融资。VIPKID随即成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首个“5连投”的创业公司,并且连续三次获得云锋基金投资。融资后,VIPKID估值将超过200亿元。
如此高额融资的在线教育企业,远不止VIPKID一家。2018年年底,完成新一轮融资后的猿辅导,估值也达到30亿美元(约207亿元)。
与此同时,教育公司这几年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同样不容小觑。
在多知2016年10月曾发表的一篇《这一年,新东方、好未来股价为何能翻倍增长?》文章中,多知曾写道:截至美东时间2016年10月28日下午收盘,美股新东方、好未来分别以52.41美元和77.60美元收盘,相较于一年前的数值增长近一倍。而二者52周最高价分别达到53.38美元和83.23美元。
这是新东方、好未来估值开始飙升的历史关键时刻。巨头受资本市场的追逐一定程度上也在证明着“教育”这个赛道的资本价值。
截至美东时间2019年7月10日下午收盘,新东方股价达到了90.53美元/股,总市值143.66亿美元;而好未来拆股后,股价则维持在36.49美元/股,但总市值已超200亿美元,达到了215.95亿美元。
这是传统线下教育公司互联网变革下的现代化力量,在线教育公司在二级市场依旧在奋起直追。
2018年,人工智能教育公司流利说凭借AI老师的产品,登陆纽交所,目标估值达到20亿美元。彼时,这家公司刚刚成立6年,实现规模化营收,也仅仅不过2年的时间。这意味着在英语口语领域,AI老师已经介入教育的核心环节,并且得到市场的验证。
2019年,在线K12教育公司跟谁学自称仅仅耗时88个工作日就成功登陆纽交所。这一年,距离跟谁学拆分B端业务、聚焦C端业务的转型,仅仅过了2年时间。并且,跟谁学还创造了一个在线教育奇迹:上市时唯一一家规模性盈利的在线教育公司。
随着教育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市场越发相信,在曾经不起眼的教育行业,越发能够跑出独角兽级别的教育公司。
“我们是一直坚信在线教育能够诞生出千亿美金市值的公司。”曾任百度、搜狗多条业务线总经理,现为海豚思维创始人兼CEO赵媛如是表示。
3、教育公司技术越发成熟,跨界人才施展空间宽广
在赵媛梳理看来,自2013年在线教育元年开始,科技改变下的在线教育,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早期的题库类工具,录播视频网课,在线直播课(不同班型),AI、知识图谱等新技术催生个性化教学理念。
在这之中,赵媛认为2016年直播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节点。“直播技术对于在线教育的用户体验和效率,有比较大的提升和改变,这其中酝酿出了巨大的市场机会,也导致这些传统互联网行业的人大量进入教育行业。”
杨康同样表露出对于教育行业技术成熟的期待。“现在确实是能够将产品、技术、服务这些东西都能够串起来的一个时间点了,这些事情早期谈的时候可能有点奢侈,因为早期AI这些技术可能还在一个早期的阶段。”
曾在百度担任资深架构师,现为高思教育集团首席产品官(CPO)的吴俊霖告诉多知,在早10年前,最贵的课程不是1对1,而是卫星直播课。虽然那时候的直播课可能有十几秒左右的延迟,但相对于同样内容更低价格的录播课程,出于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的因素,消费者更愿意为这种有实际感觉直播的课程买单。当时技术能介入两种场景:其一是租卫星带宽,做卫星投屏;其二就是暂且称为“互联网教育1.0”的在线教育。
“那时候普遍的带宽是512k、1M的,当这些直播课程结束形成录播视频之后,这些大文件向周边城市传输最快的方式不是宽带,而是开车。”吴俊霖提到,在现在,带宽、延迟乃至媒体呈现技术都已经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而是更专注于学习效果——如何让教育更好地利用各种手段,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互动性,提升孩子学习的兴趣,以致最终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事实上,包括赵媛、杨康、吴俊霖所提到的这些技术探索的可能性,已经不断在教育场景逐渐落地。
“在早期解题答疑阶段,没有互联网工具,学生作业不会只能在某些特定时间问老师或同学。而学生如果本身内向,可能更会促使问题得不到解决。拍照搜题的出现就使得这种知识获取的路径变得更加便捷。”宋旸提到。
宋旸阐释称,在这背后,技术有非常多的可作用空间。通过这些拍照答疑的用户数据可以去分析不用的用户画像、刻画不同用户的能力模型。“当技术分析出某道题点击率、错误率比较多,就可以针对性的对这些知识点推出视频讲解课程;也可以根据用户的能力模型去判断用户需要哪些方面的辅导和外化。”
“延伸到辅导层面,技术又可以介入用户的互动体验。”宋旸告诉多知,这些体验可以包括:互动题、PK环节、连麦环节、语音输入形成回答问题的弹幕等各种技术加持手段,使得线上直播课程的互动感和参与性更强。
这些具体到切入学习过程、细节的思索,给了技术人才更多的挖掘有价值内容的可能性。“教育行业比传统的互联网行业要复杂的多,也正因为复杂,才有更多的可挖掘空间。”宋旸强调。
显然,互联网技术人才着陆的教育领域,早已不是毫无技术元素的传统土地,而是欣欣向荣、枝繁叶茂。
“随着AI、知识图谱的越发成熟,以及未来可预见的AR、VR、5G等技术的突破,都将对于教育行业带来巨大变革。”赵媛表示。
这些,并非天方夜谭。
2016年,好未来就已将目光投向AI,并于2017年开始成立AI实验室;2018年1月,好未来成立脑科学实验室。发布会上,黄琰还表示,未来三年内,好未来在技术、产品和教学研发人员将超过1万人,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6所联合实验室;2018年7月,好未来发布了一款脑科学产品Alpha Brain,目前该产品已经在好未来旗下品牌内部全面铺开。
而新东方在科技层面的动作虽然出发较晚,但也在紧锣密鼓展开:研发“RealSkill智能学习平台”、 “基于情感识别和学生专注度的慧眼系统”、“基于语音测评技术的慧音系统”等平台产品、新东方AI研究院发起N-Brain联盟,推出BlingABC“AI班主任”等等。
而据杨康介绍,一起教育科技的AI技术也在全方位铺开:针对英语学科,通过语音识别解决英语口语打分的自动评测问题;针对数学学科,通过图像识别技术解决各个学科学生练习册的自动批改;针对语文学科,通过自然语言技术解决作文批改问题;此外,将大数据和AI结合,解决学生做错题后的错因分析和诊断问题,并通过自适应学习技术,解决学生个性化练习需求。
目前,在语音识别技术方面,一起教育科技正在打磨的还有薯条英语和AI伪直播产品。
在这些不断探索的新技术、新模式中,教育行业也将迸发出更多迎接互联网人才的强大吸力。
4、教育行业薪资待遇提升
尽管在线教育的吸引力在一些“未来可期”方面诱惑重重,但所谓“没有面包,何谈远方?”
而教育行业对于互联网人才的“面包”,已经远超于解决温饱的层面。
早在2015年2月,在张小龙拿到“北京粉笔蓝天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拍照时,张小龙就很明确的提到技术手段是粉笔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
为了加速、加大这个推动力,2014年粉笔的全部约400万的净利润全部砸在了技术上。“当时我的月薪是3万元,给了一名程序员月薪8万元。”
2016年,在粉笔约20人的技术团队中,平均年薪就逼近60万,年薪过百万的技术人才有4位。这在整个行业都是比较高的水平。
如今,这个趋势有增不减。
“一方面,是互联网人才来到这个教育行业,他会思考他的价值应该提升多少;另外一方面,教育公司可能也急需这样的人才,因为你没办法在合适的招聘节点刚好招到合适的人。”宋旸告诉多知,薪资上涨,待遇追齐互联网,其实也是由市场大环境决定的。
(阿里巴巴职位体系下的薪资水准和股数,资料来自公众号InfoQ)
(腾讯新职位体系下的薪资水准和股票价值,资料来自公众号InfoQ)
这是InfoQ梳理的腾讯、阿里不同等级的薪资体系。而据业内人士透露,某在线K12公司已经引进了多位腾讯、阿里的高级技术人才。尽管没透露具体等级,但以此表来判断,薪酬已经非常可观。
在高思教育集团,吴俊霖也告诉多知,集团给出的薪资待遇会对标互联网行业的薪酬体系,基本会在理性的空间下,大于等于互联网给出的条件。
也正因此,一个初创教育在线教育公司面试产品经理开出8万月薪的案例,绝对不是一个个例,也并不值得为之大惊小怪。
“涨薪确实是我过来教育行业的一个原因。”从O2O平台转行在线教育的李元表示。
“给到我的待遇,我是满意的。”从京东金融入行教育的王进同样认可。
与此同时,期权也成为一些公司选择吸引留住人才的福利关键。
“平均薪资与互联网相比,还是有所差别。”赵媛告诉多知,“我们会给期权。”
5、教育本身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2016年直播技术的成熟、在线教育体验的大幅提升,是赵媛跨界教育的理性分析,从感性层面,赵媛告诉多知,最初创业的时候,她自己也是一个妈妈,也是在给孩子报的各种网课中,看到了在线教育在市场上的巨大需求和未来趋势。
“成为父亲之后,从一开始跨界创办的玩多多,到后来的火花思维,都是源于我作为家长、感受到的育儿痛点。”罗剑提到。
事实上,这种新生代父母对于教育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才向教育行业的流动。
“在看教育项目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很多情况是,不少人进入教育行业是因为自己有小孩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驱动做出的选择,相比于一些行业,教育并不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它更加贴近生活,尤其是作为家长,对教育普遍有更深刻的体验,也总想通过进入教育行业能够直接推动教育的发展。”田敏分析道。
“我们有很多同事也是这种情况,家里有娃了,然后有动力去做教育,希望为孩子打造一款善良、有爱、高效的学习产品。”吴俊霖坦言,相对于为了追风口而来到教育行业的人,这种是更为理想的状态。
而王进也表示,选择教育,其实也是作为90后,走到人生结婚生子关卡路口而萌生的思考。
“中产阶级崛起,90后开始结婚生子,对教育越来越重视。”王进说。
不过,教育的这种去生活密切相关,却并不仅仅局限于自己家的那点“柴米油盐”。相反,因为教育的独特属性,也有人在此背后,看到更多升华的东西。
“最后大家发现,你的奋斗,虽然让你没有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孩子,但是可以造福更多的孩子。”吴俊霖表示。
这种舍小我,为大我的意识,也是教育行业为这批互联网人才带来的独特属性。“当你在传统互联网行业从事下来,你老了的时候回顾过去,很难觉得你像乔布斯一样改变了世界,但教育行业是我认为,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所成长的。”
跨界后,不同类型人才的摩擦与交融
看上去,互联网人才跨界教育显得顺风顺水。但吸引其过来,尚且只是第一步。
真正进来之后,互联网人才要想融入教育公司,挑战却并不小。
业内曾流传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家公司在创始阶段招聘程序员,聊了一圈后,听说公司还没有一个技术人员。即便提供有足够想象力的股票和有竞争力的薪资,还是不愿意来。终于有一个程序员来了,结果呆了一天就走了……
这种筑在互联网人才与教育行业的“柏林墙”其实非常明显。
例如,人与人互动的教育行业非常灵活,而互联网人才习惯的工作方式是与机器互动,互联网人才需要将老师的需求精确的转化成想要的产品功能,在“灵活”与“精确”之间存在冲突,即使最终目的达到了,可能互联网人才采用的方式又与之前适应的习惯不同,又会产生差异;并非所有需求都能在现阶段通过互联网手段得以实现,这又将是互联网人才需要跨部门沟通的点。
再比如,王进告诉多知,现在他所在的这个公司管理风格比较严格,每天早上有早会,每天下班有日报,而原先在互联网公司,他只需要准备周会和周报即可。
对于这种困惑,同样技术出身的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这其实是不太友好的一种行为。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日报上,没办法将问题想的长远,很多技术岗员工很多都是按照一周、一月的计划来进行。日报会对实际的产出效率产生很大的影响。
尚德创始人欧蓬在带领机构在线化转型的时候曾提到过,“技术需要文化基因、氛围,除非创始人是技术出身,不然教育企业很难摸到技术的门,不知道技术这帮兄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工作氛围,怎么管理,怎么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沟通。”
总结来看,互联网人才与教育背后的碰撞,大多源于工作方式、管理风格的差异,以及对于各自工作类别的相互理解是否深入。
如何破解这一问题?如何使得互联网人才的跨界更加如鱼得水?
多知网《教培行业这一年·2018》一书中曾提到,好未来旗下学而思网校制定了一个特别的制度:各个层级的管理层,包括技术、产品等团队在内,都要亲自上一线担任主讲老师或者辅导老师,去和用户实际接触。
这种架构的调整,使得技术人才与传统教育工作者能够实现更好的交融、理解彼此,
《教培行业这一年·2018》中亦记载过,学霸君在教学与技术的人员融合方面,也有过一场著名的“百团大战”:公司上下,不论产品、技术全部深入一线做销售打电话,并在当天总结打电话的感受和改变;运营同学则去做老师或客服。
“整整打了100天,这一波打完之后,我们整个业务上升了一个台阶,核心团队对业务的理解深了一大截。”张凯磊说。
而宋旸告诉多知,在作业帮内部,也是对于教学岗、偏互联网性质的岗位实行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互联网人才还是沿用之前的管理方式。
如果这是教育公司在拥抱互联网人才方面所做的努力,那反之,互联网人才跨界教育,也在无形中不可避免地为教育注入了互联网“集聚网络效应”的文化,最为典型的是快速烧钱做流量。
这种效应,在互联网领域并非贬义。
“互联网产品很多由于网络效应,在平台上的人越多,用户的体验才会越好。”赵媛解释称,比如当一个社交媒体只有几个人的时候,用户体验显然是没那么好的;比如搜索引擎用户量越多,就越能通过用户点击数据机器学习调整排序让体验更好。因此往往前期通过先烧钱扩大用户规模再去变现的模式。
但教育的商业模式显然不同。“教育是一个服务行业,老师的供应链非常重,用户越多老师的服务标准化也会越复杂,如果不精细化管理,基本的排课可能都会出问题。所以从成立第一天开始,就需要考虑稳健的增长、需要考虑利润。”赵媛提到。
宋旸告诉多知,教育一定是品质优先,有品质才会有口碑,有口碑才能形成传播,“当你不断去为用户带来足够高的价值,并且价值依次递推的时候,用户会真正愿意融入你的场景中。”
在海豚思维内部,赵媛会刻意安排一些教育商业模式和本质的讨论的活动,也会刻意为这两种不同的岗位人才进行联合团建。“不断的促进他们的交流和理解。”
不过,在吴俊霖看来,这种不同类型人才之间思维的碰撞,并非是坏事,而恰好是一种迭代和升华,使得商业化的产品,更拥有用户、业务价值的360度视角的产物。
看上去,这座文化冲突建立的“柏林墙”正在时间流淌、人为努力下撤走一砖一瓦。教育行业越发开放地的向互联网人才广伸橄榄。
在未来,跨界人才的爆发力量更加值得期待。
(王进、李元均为化名,多知网王上亦对本文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