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改变命运，四十年

　　2019年到了，回头望，便是整整40年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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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1987年

　　十年动乱后的一九七七年，积压下来了570万名年龄介于13岁到37岁青壮年男女。

　　在这年冬天，国家恢复高考，这些历史上“被耽误”的一代人，从车间、从农田，从军营……走进改变自己和国家命运的考场。

　　因刚刚拨乱反正，受时间、教材、考生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考试不便全国统一进行，而由各省、市单独组织安排命题、考试和阅卷等一系列工作。1977年的高考最后录取了27.3万人，录取率4.78%。

　　这是一扇“百废待兴”的窗口，打开了日后中国教育发展的四十年。与此同时，站在1977年，谁也不曾想过，在之后的四十年里，民办教育风起云涌。

　　在这扇窗前，大批知青苦于想上学读书没有条件。而这路力量都开始帮助着这批青年实现梦想。

　　国家政策里，电大（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以及地方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夜大（在夜间上课的业余大学）、函大（函授大学）等等补习班可以帮助大家提高知识拿到学历；

　　后来又有了成人高考、高教自考等助考、培训、补习形式；

　　也有一批退休的老教授从学校走出来办补习班，代表了社会力量办学。

　　——这些就是中国民办教育的萌芽。

　　1979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468万人，录取人数28万人，录取率6.1%。当年最高学府的入学考试强调“通才教育”，不分文理科，考生不仅要考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门门都得考。此外，“军事训练”在当时也是高考科目之一，包括军队内务、野外勤务和步兵操练等。

　　这年在江西省南昌市，一位年仅16岁的少年开启了自己的传奇人生，通过高考考入同济大学桥梁专业，本科毕业20岁时被重庆交通学院看重，聘为当时最年轻的助教；25岁仅用5年便获得大学讲师职称；在北大做访问学者时为了凑够学吉他的学费，他开了一个吉他培训班，此后发展壮大成为后来的巨人教育，他是尹雄，此时30岁。

　　而在江苏省江阴县一位年轻人也面临着一个难题，从高考恢复的第二年开始，他连续两次参加高考都名落孙山。

　　1980年，江阴县教育局办了专门针对高考外语的辅导班，他参与了这次的全职脱产学习，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他就是俞敏洪。

　　如俞敏洪、尹雄一样，“用知识改变命运”成为全国人民的希望，如何把握高考机会？

　　补习班慢慢生长起来，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但当时打多还是小作坊模样。

　　此时，高考录取率只有3%左右，而法律、经济、会计等专业人才的大量缺乏已远不能满足四化建设对这一层次人才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拾遗补缺”的民办高校找到了自己生存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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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在国内市场之外，留学潮起，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上万地派，不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

　　同时，与补习班并行的还有两股趋势也在孕育中。

　　一是，自考。

　　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创立，是对自学者进行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考生主要有两种学习方式，一是在高等院校举办的助学点学习或进入本校进行全日制学习(学生采用这种学习方式称为应用型考生)，二是在社会举办的助学单位学习或自学(用这种学习方式的学生称为社会型考生)。

　　二是，留学。

　　1982年，是俞敏洪在北京大学修读西语系的第三年。教育部学生司派高级代表团访问ETS，并在中国举办“托福”与ETS签订协议。从此，第一个标准化的境外考试项目进入了中国。

　　一种过去闻所未闻的考试以及与它伴随的理论、技术、方法传入中国。大批留学生通过“托福”赴美学习，这是中国考试对外开放的第一步。

　　这一年，中国开始进入大众娱乐化时代，电视日渐普及，中国也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在精英教育的熏陶下，“出国” 成为新一代精英的梦想。

　　而为了支撑这个精英梦想，我国教育事业迈出了具有历史性的一步。

　　1987年7月8日，国家教委发布《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步专门针对民办教育的规章制度，标志着我国民教育制度建设的开始。

　　其中第三条：“社会力量办学是我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办学的补充。”由于全国的公办学校的学位不够、服务单一，国家对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这时需要民办学校来提供学位、增加服务，社会资金来补充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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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1997年

　　俞敏洪进入民办教育领域，曾在北京东方大学从事教学与管理工作。1993年，俞敏洪用北京东方大学办学许可证举办了出国考试英语培训。

　　在中关村二小，北京新东方学校正式成立。这时候，新东方真正意义上的员工，除了俞敏洪和他的妻子，以及几名老师以外，主力军就是一些下岗职工，他们包揽了发传单、打扫卫生、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日常”。

　　而新东方推出的低价优质的大班课成为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的主流商业模式，凭借这一模式新东方在海淀教委注册学校。

　　彼时，尹雄创立了巨人学校，虽然最初的巨人学校第一个培训班是吉他班，但在接下来的10年，巨人抓住了中小学领域的校外辅导机构迎来黄金发展期，开启了一条逐渐壮大的发展道路，并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在一定程度上，培训行业已经出现新的进化，一些企业开始摒弃以作坊式的管理，开始探索用全职老师和教研的方式来进行学校管理。

　　在留学领域，一批留学机构开始涌现。1995年，新通教育在杭州设立总部，并设有营销中心，这是最早重视营销的留学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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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2007年

　　1998年，在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上，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985”工程。

　　一批“明星高中”由于在顶尖大学的录取率独占鳌头而名声在外，很多“名师”纷纷在课余时间干起了私活，市场一下子被打开。

　　为了能够进一步扩大“名师”效应，让中国更广阔范围的更多学生能够享用教育资源，打破地域限制，2000年教育第一次“触网”。

　　此前，我国互联网刚刚起步，在电脑和网络普及处于比较差的情况下，互联网教育开始萌芽。国家支持的高等学历互联网教育得到较快发展，也主导了这一阶段的互联网教育发展。1996年清华大学率先提出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101网校成立，成为首家中小学远程教育网站，2000年，新东方网校正式上线。

　　这一阶段的互联网教育形式主要以文本为主，用户体验一般，在这一阶段末期，音频、视频等数字教育资源开始出现。

　　以多媒体阶段作为时代划分点，行业普遍认为的“互联网教育元年”在2001年。

　　新时代到来了。

　　此时，在北京从中国万网辞职出来的三人——金鑫、姚劲波、李如彬凭借其软件与信息服务能力，成立了的网上家教服务网站（21edu.com），这是学大教育的前身，当时是一家家教中介机构。

　　但在日后，以家教为主的个性化辅导，包括学大教育、龙文教育等一批专注1对1模式的辅导机构逐步发展和成熟，中小学学科辅导的形态，逐渐从个人家教演变为机构化运作。

　　在政策明令禁止学校老师课外私自授课的情况下，机构老师被许多家长认为是相比大学生家教更加专业的选择。

　　2002年12月28日，中国民办教育第一步专门的法律《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教育也必然从单一向多元发展，这时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共生共长、差异发展、提供选择。这也意味着培训行业进入了另一个高点——法治的轨道。

　　2003年，非典袭来，正处于萌芽阶段的培训行业，也面临了重大转折。非典”爆发后学校大面积停课，线下流量被打散，在短时间内教育需求被转移到了线上，企业网校开始出现短期回暖，为互联网教育普及提供了契机。

　　还在北大读硕士的张邦鑫、曹允东两人从亲戚朋友手里筹借10万元，开班创业。为了参赛“迎春杯”筹备数学竞赛班，他们花了1500元在《北京晚报》的中缝打了个广告。收获了学生100个，收入15万元，这是学而思的前身。

　　从此，奥数小班模式开始在培训行业的版图上打下了第一块基石。

　　2004年3月5日《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出台，这一规范性文件在给行业打入一股强心剂的同时，也给民办教育带来了一股寒流。

　　2005年，巨人教育开始独立选址运营。新东方乔迁，有了自己的大楼。

　　往前看，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培训机构拥有一栋属于自己办公大楼，也没有一家培训机构敢畅想：原来培训事业也可以成为市场中一支独当一面的力量。2006年，新东方上市，让全国各个角落里默默经营培训事业的人们突然看到，这是一条新辟的市场道路，是一条可以长远走下去的道路。

　　一时间，越来越多的资源开始涌向培训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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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18年

　　但没有道路是平坦的，就在很多人决定大干一笔时，更大的市场浪潮拍岸而来。

　　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

　　从千禧年开始出现的网校模式，由于教学效果不佳，难以形成续购，一大批网校关闭了。有人说，网校模式没有根本解决教学需求，是失败的。

　　但在这一次网校的浪淘沙中，一小批网校决心改革，开始蛰伏前行。

　　2008-2014年这6年时间里，教育行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K12课外辅导为主业的学而思、学大、安博教育、昂立教育（新南洋）相继上市，而新东方自身的K12业务（泡泡少儿和优能中学）也赶超留学和语培成为集团收入支柱。

　　2010年7月29日出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2010-2020》，重新定位了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

　　这一年线下教培市场迎来高速扩张期，培训行业的第一次“圈地运动”开始。

　　外部投资开始看到线下规模化的可能性，支持这场“圈地运动”。比如，华东的昂立教育、精锐教育，华南的卓越教育纷纷拿到融资，开始探索异地扩张道路。

　　以小班模式为主的学而思培优，新东方泡泡少儿、优能，高思等辅导机构已经开始在北京聚集市场份额。

　　在线下教育之外，互联网+教育的概念让越来越多的互联网跨界者按捺不住改革教育的激情。

　　首先，在2012年，一手将世纪佳缘网创办并送上美股的"小龙女"龚海燕开启二次创业，在长沙请来了240位地方站长，教学资源平台梯子网成立。

　　但短短几个月前就花光了融资，龚海燕在在线教育领域的创业失败。

　　2013年，另一位女性冒险家开始尝试在线教育，但她并不拥有如龚海燕一般的互联网基因，仅凭着对此前在少儿英语已经摸爬滚打了15年的思考，上线了VIPKID网站。她就是米雯娟，2014年，她凭着“1对1直播英语教学平台”的想法得到创新工场的300万元投资。

　　刚刚成立的VIPKID此时还并不算十分惹眼，大家更专注的是巨头的纷纷入场。

　　2014年，百度已推出在线教育平台“度学堂”，阿里巴巴和启明创投完成对国外在线教育平台TutorGroup1亿美元投资，腾讯推出精品课等业务。

　　而最引人瞩目的是，互动直播平台YY扬言颠覆新东方。

　　时任欢聚时代董事长雷军当时宣布了一个让众人惊呆的消息：“作为YY推出的全新品牌100教育宣布永久免费，而且未来两三年内将投入10亿元。”

　　这一年，学而思更名“好未来”，并开始投资在线教育项目，好未来的定位是：一个用科技与互联网推动教育进步的公司。

　　此前的2010年，学而思上线e度教育网，提供基础教育阶段各科课件、教案、试题试卷等学习和教学资源。2014年7月，e度全名更名“家长帮”的前夜，好未来CEO张邦鑫在一封全员邮件里，发出了以科技和互联网“重塑”好未来的声音。

　　线上、线下教育的边界在哪里？孰优孰劣？

　　当大家还在探讨观望互联网巨头是否会彻底影响大型教育机构时，新的浪潮又来了。

　　2015年，乘着滴滴等O2O打车平台的东风，家教O2O平台打着“颠覆传统一对一”的口号登上了历史舞台，上门家教市场又重新活跃起来。这是培训行业细分赛道上，对于商业模式的较量，机构一对一模式也暴露出利润过低、营销氛围重、教师地位边缘化等问题。

　　老师与学生之间可以脱离原培训机构转而投向O2O平台，一时间，家教O2O平台甚至遭到了业内培训机构的集体抵制。

　　那些本植根于线下培训的机构开始意识到，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在线教育”的时代真的来临了，而作为具有教育基因的培训机构，其优势是能够清楚认识到线上、线下对于教育的应用意义。

　　到2016年，中国网民已经从2009年的3.84亿增长到2016年的7.31亿，其中，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1.38亿。面对市场的多维冲击，教育培训行业需要更加标准化、规模化的商业模式。

　　一位名师进行线上远程教学，另一位普通助教老师负责线下互动辅导教学——线上线下协作混合式的教学模式被称为“双师课堂”模式，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形成了。

　　在市场进一步聚合的趋势下，越来越多具备技术、运营、教研、师训能力的教育企业开始探索双师模式。到2017年，除了北京的新东方泡泡、优能，学而思，高思教育等，华南的卓越教育、明师教育、星火教育等K12培训品牌，都纷纷涉足双师课堂。

　　而整个教育培训行业也在从作坊式管理，向学校管理进化，并向企业管理发展。

　　特别是在2016年以后，《新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实施分类眼里，民办教育开启新的征程，正式进入分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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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北京四中网校获得了第一笔融资，证明了网校时代的进入者的完成了自身突破。

　　培训行业各细分赛道逐步成型，在华北市场北京代表了中国培训行业高地，华中、华东、华南都发展出了区域巨头。

　　互联网巨头对教育行业的探索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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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头望，中国教育事业的命运起始于从四十年前的“恢复高考”。

　　但改变命运的从来不是高考本身，而是无数改变命运的决心，是这四十年中，每一位教育行业企业家的坚持，是每一名培训行业参与者的努力，教育事业从萌芽到兴起，到市场化发展，将去到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