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托市场的下一个时代，从上海开始

　　文|冯玮

　　2018，对于上海黄浦俊星托育有限公司创始人李星仪来说，是极不平静的一年。这年秋天，他拿到了上海第一张、也是全国第一张《依法开展托育服务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

　　同已规范多年、拥有明确监管法律法规的幼儿园和中小学市场相比，幼托市场在开办、规范、监管等各个方面始终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指导意见——这份来自官方的规范与认证，令李星仪和许多幼托从业者等待了太久。

　　2018年4月28日，行业终于迎来了转折点。

　　上海市在全国率先出台“1+2”文件：由市政府印发的《关于促进和加强本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由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由教育、食药监、工商、民政、公安、消防、住建等16部门联合出台的《上海市3岁以下托儿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

　　多部门参与、三个文件协同：这注定是历史性的一刻。

　 曙光：上海机制创新，托育机构终于可以“上户口”

　　多年里，由于托育机构的申办不属于行政许可范围，托育服务一直都不在工商注册的名录中，这直接导致托育机构很难在行政层面为自己“上户口”（既在工商层面不具备注册资质，又在教育体系内难有“名分”）。

　　多知网了解到，“1+2”文件出台后，上海各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向各机构的管理人员、一线员工进行培训和实地指导，以《告知书》为最终“通行证”，在后期也会作为业务主管部门提供持续性支持。

　　此外，上海市在营业执照内容选项中添加了托育服务、半日托、全日托等内容。截止目前，这也是全国唯一一座城市在工商层面对托育的认可。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倪闽景在接受多知网专访时详细介绍：“针对营利性、非营利性托育机构和免费福利性托育点，我们会分别提出相应申办要求，包括营业执照、消防安全合格证明、场地证明、从业人员资格证明等。”

　　“以前幼托也一直没有主管部门，这次上海市直接明确由市教委负责，并且专门成立托幼处，对学前教育0-6岁的教育服务进行统一管理。”倪闽景补充道。

　　可以说，“1+2”文件的出台，在多层面为幼托市场带来了创新、标准化以及参考和指引。

　　“上海市支持社会以多种形式提供托育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多方参与。”

　　倪闽景同时指出：“虽然现在整体还是在着力解决幼儿园3-6岁儿童的需求，但是如果未来0-3岁儿童的托育需求增加，我们肯定也会在普惠幼儿园中增加托育服务的比重；在社会力量方面，我们一方面会提供更详细的标准，另外也会适当给一些补助和福利支持，进而促进民间的力量来一起做好这件事。”

　　此前，上海市首先在黄浦、闵行、浦东、徐汇、静安5个区开展举办申请试点，在最初的11家获得《依法开展托育服务告知书》的托育机构中，涵盖了非营利性托育机构、营利性托育机构和免费福利性托育点三个类别。

　　2018年8月1日起，托育机构举办申请工作已在上海16个区全面铺开。据了解，除营利性托育机构外，目前上海市已有356所幼儿园开设托班。

　　为促进和规范托育市场，上海市、区均建立了托幼工作联席会议，定期商议解决托育服务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托幼工作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各区同步成立托育服务指导中心，负责牵头组织协调受理咨询和开办申请等工作。

　 开窗口，设门槛

　　2018年11月，MoreCare茂楷婴童学苑也拿到了《依法开展托育服务告知书》，成为首批获得上海市托育服务机构资质的其中一员。

　　“完成全部审核时，我们交的那份材料有3大本600多页。”MoreCare首席营销官郑启煌回忆道：“为了配合多个部门的要求，我们从设计图纸到硬件设置等做了一些改造，完工时间比预期晚了四个月。”

　　“流程的复杂性及多部门管理要求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被问到申报期间印象最深的事情，郑启煌说自己没想到上海作为第一个尝试的城市，却并没有什么模糊的环节，反而在各个部门的沟通和跟进上都非常高效：

　　“我们知道每一步怎么去操作、怎么准备材料、怎么设计和施工、知道这一项目的主管部门是谁。上海市教委作为牵头部门，组织了多轮的研讨会，并高效地协调其他政府部门积极地帮助托育机构。对于前期规范中尚未涉及的模糊地方，也快速地制定了稳妥的解决方案。”

　　“所以，即便是条件很多、很细，但上海快速出台与快速执行的水平，都让我们心安。”

　　对此，倪闽景也表示，自己接触了一些机构后有很大的感触，认为很多机构都想把业务做好，但关键问题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干什么：“所以我们把步骤讲清楚、把政策写明白，从业者就会心安，有了标准的发展方向，对于日后规模的计划甚至是资本的运作，都会有更稳健的发展。”

　　显然，在打开窗口的同时，上海也明确了门槛。

　　硬件设施方面，托育机构建筑面积不低于360平方米（只招收本单位、本社区适龄幼儿且人数不超过25人的，建筑面积不低于200平方米），幼儿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8平方米；托育机构最好设在1楼等内容。

　　在对教师资格有明确规定上，托育服务从业人员应具有中职以上学历，并具有保育员或育婴员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每年应完成不低于72课时的在职培训；职业道德教育原则上应该每年不少于40课时等内容。

　　此外，托育机构需配备接受过急救培训并持有有效急救证书的保育人员，要求全体从业人员掌握预防幼儿伤害的相关知识和急救技能；相关人员具备食品安全知识培训考核合格证书等内容。

　　不仅如此，托育机构还被要求安装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实现监控全覆盖，报警系统确保24小时设防，并同区域报警中心联网，录像资料保存30天以上；同时，建立托育机构诚信档案，将托育机构的违法信息纳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新机：幼托行业成城市“刚需”，规范化治理在陆续铺开

　　​在上海出台了政策后，全国其他省市也陆续开始了针对幼托行业的新政策。

　　2018年12月，四川省出台《关于加快发展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与上海关注“机构管理”不同，四川省相对突出“托育服务”，虽方向有所不同，但在措施与路径上均有很多相似的思路，目的都是推动托育能够规范化的发展。

　　2019年1月中旬，湖北省育婴行业协会、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培训中心、湖北省儿童中心等相关组织近日联合多家托育早教机构共同启动《婴幼儿日间照料托育机构服务规范》地方标准的制定工作。

　　武汉市妇联委员魏静在湖北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第四联组讨论中，就幼托难题建议湖北省学习借鉴上海、四川经验，探索开展0－3岁婴幼儿托育工作。

　　幼托行业的规范化管理已经在全国范围了拉开序幕——政策的风吹来了，幼托机构市场的变化也开始凸显。

　　对于尚未得到认证的机构来说，先努力做到合规，显然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听说深圳的托育政策也有可能会有变动，但是还没有得到确切消息。”在深圳开办幼儿托育机构的张老师表示，目前已经开始对园所进行了细微的调整，但主要参考上海的软件部分要求，比如监控设施、教师资质考核和园所升级等。

　　“打算先这样微微调整一些，感觉这部分内容可能城市间的差异不会太大，希望我们这边政策可以快速明朗起来，然后我们也能拿到第一批的认证。”

　　另一边，已在上海开办小型托育机构四年的孟冉则决定把机构关掉了。

　　“一些硬件的要求比如场地大小、教师门槛还有卫生消防对空间的要求太高了，我们这种小机构实在达不到，成本太高，我们很难做了。”

　　孟冉观察到，上海市教委、妇联等部门一直在积极尝试与企业合作，并在企业内开设普惠类型的托管中心。

　　“在企业内开设托管首先降低了房租成本，其次可以吸引和提高人才对企业的粘性，同时企业也会得到一定的补助，感觉各方的积极性都很高。”

　　“对于这类在企业中开展托育服务的机构，政府的监管还是很严格的，之前携程事件被爆出后对行业是一次很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对在内部开始托管班变得谨慎，但长远来看，To B的服务应该会成为许多幼托服务商的新风口。”

　　“所以我现在打算换一个方式，从内容服务商或者教师介绍平台的角度去切入幼托市场，从To B的角度合作，也许也能在政策的利好下拿到新的机会。”孟冉说道。

　　而对于已经得到资质的机构，如何规模化与资本化，显然也已开始被提上了日程。

　　“幼儿园不允许被打包上市那个消息出来的当晚，我的电话就被打爆了。”某机构负责人坦言；“本来托育的需求在一二线城市就越来越高，再加上政策明朗，资本就很关注我们，结果突然幼儿园不能上市了，一下子这些基金都涌上来了。”

　　在多知网1月初与该负责人沟通时，其也透露，据她所知已有两家机构将在近期完成新一轮融资。

　　“幼托市场真的热闹了，”某基金从业者表示：“但也要小心，不要让政策的扶持，变成野蛮生长的养料。”

　　……

　　以上这些，是上海幼托政策出台后为行业所带来的种种变化，以此为起点，幼儿托育市场正绽放着勃勃生机。

　　当然，还有更多的从业者正在期盼：“幼托市场的政策春风请再快一些，吹进我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