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妖魔化的“奥数”看当下中国教改

　　最新一届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美国21年后第一次超越不可战胜的中国，获得第一名。好事者还贴出了2010年奥巴马总统在白宫接见奥赛获奖学生的照片。

　　与此同时，奥赛在中国一片喊打声中，从政策层面全面退出各级保送生与加分的指标体系。

　　但美国的大学却一如既往地喜欢这些奥赛的获奖者，不仅历届在奥赛中获奖的美国学生都如愿进入了名校，中国的留学顾问也会告诉你，美国高校最看重的，第一类就是各类奥赛的成绩。赴美的孩子们如果有这样一个奖项，GPA差点儿也没关系，因为这是你最重要可靠的学术水平与能力的证明。

　　其实，中国队拿第一，也并不能说明我们就如何强大，美国第二也并不能说明他们的数学成就，包括数学教育就一定不如中国，没有什么，只是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倒是值得我们玩味，反思。

　　奥数在中国近年经历了一场罕见的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近些年备受抨击，乃至被妖魔化，似乎教育的种种罪责，奥数第一。

　　在小升初取消考试后，中国的家长、学生想找好学校，好学校想找好学生，不能考试了，用什么尺子衡量学生?数学，这个学科之母的位置就凸显出来，而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奥数竞赛成绩，于是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奥数热。2009年杨东平教授喊出打倒万恶的奥数，掀起了批判奥数的一场热潮。

　　奥数万恶吗?奥数本无罪。有罪的是异化奥数背后的东西。但不幸，奥数继高考之后，成为中小学教育的万恶之源并被狂轰滥炸。直至今年，其终于被正式取消了在各级升学考试中的标杆与尺子的价值。有人恨不得对其斩尽杀绝。

　　在当下，当一个东西成为升学的尺子，就很容易被异化。打倒了奥数，会不会有“奥英”?“奥语”?事实上，已经出现了。比如，现在中学生流行发学术论文，可以获得自主招生资格，获得加分，于是种种舞弊就不断出现。

　　显然，不是打倒奥数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这甚至会带来更大的负面效应。但是近年的教育改革，却往往在舆论与“公知”的裹挟下，被迫推出了许多值得商榷的做法。

　　2015年北京高考分数刚刚公布，两位状元都是女生，有意思的是，两位状元都不是各学校日常学业最顶尖的。理科状元来自人大附中一个普通班，文科状元则自嘲：我是学酥，一碰就碎。为什么?

　　长期以来媒体舆论，以及很多“公知”对各级考试题横加指责批判，认为考试难度推动了负担的加重。无论什么考试，动辄被扣上偏题难题怪题的帽子，于是各级选拔性考试不断退让，降低难度。考试越来越趋于模式化，向水平测试迈进，“万年不变”的基础题分量越来越重。包括高考在内的考试开始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女状元越来越多，高分考生也越来越多。北京今年是历史上参加高考人数最少的一年，但仅以理科考生为例，上650分的人数却创下了历史新高，比去年多出1000来人，各名校录取分数也大幅上扬，分数的竞争愈加残酷。

　　中国高教学会会长瞿振元透露，北京某著名大学对东部某省新生的长期监测表明，以数学见长的该省学生，数学成绩与水平下降明显。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高考试题难度的大幅度下降。

　　难度降低，考试水平化，模式化——要得高分，核心就是仔细、不出错——这正适合了女性性格特点。女状元多倒在其次，数学成绩与水平下降也在其次，关键是，在我们还处在以选拔性考试为录取标准、以分数为核心录取依据的背景下，这种选拔性考试水平化，恰恰强化了应试教育，而不是缓解了应试教育。因为考试可应试，容易应试，于是教育学习就变成了刷题。试想，如果试题难度加大，没有了太多“万年不变的题”，还会出现大面积应试吗?

　　不只考试，太多的教育治理措施值得我们去反省。

　　在择校的治理上，很多专家认为，根本原因是资源不均衡，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要，其中一种手段就是削峰填谷，肢解名校。

　　岂不知，美国这个社会教育经济先进发达的国家，至今仍然是不均衡的，能上HYP(美国人梦想中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学生，大多数来自1000所左右的高中(美国有3万多所高中)。学区房这个词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是来自美国。华裔移民在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为择校而不惜代价购买好学校所在学区的住宅，让房价大涨，备受当地居民责难。

　　我们很多专家、“公知”，盲目地把责任推给所谓名校，似乎打倒了名校、肢解了名校，就可以做到资源均衡，解决择校。显然，名校会倒下，随之倒下的可能是教育质量，尤其是优秀人才、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的倒塌，但择校的矛盾依然不会解决。因为中国人到哪里都要择校，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

　　我们的重点中学已经开始倒下了，我们的中学生数学水平已经开始明显下降，我们的一系列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奥数的批判与治理，只是代表了我们近年在教育改革上的一个缩影。中国教育，需要改进的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妄自尊大，也不应该妄自菲薄，更需要在全面理解、把握先进教育理念以及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国情与文化，制定合理的措施，而不是被舆论裹挟、被“公知”绑架，最后盲目照搬。当然，这需要决策机构有担当，能顶住压力，做正确的事情，也需要呼吁专家、“公知”，多接一点地气，多了解一些中国国情，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理想到理想，从而误导公众、误导舆论、误导政府、误导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