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实现教育普惠均衡是我国教育部门一直以来在不断探索的议题,为偏远、贫困地区的孩子提供优质而有效的教育亦是国家教育部门不断努力的方向。随着教育信息化2.0的推进,基于电子白板、电脑等硬件,各厂商逐渐开发出教学系统和应用,这些产品就被统称为“智慧课堂”。
现如今,随着智慧课堂在贫困县生根落地,我国的科技教育巨头们开始通过逐渐常态化的教师培训、平板教学、双师课堂等多样化的手段,开始把最优秀的教育资源向贫瘠的基层输送。本文作者春晓,就走进了其中的几所学校。
作者:春晓
摄影:苏力
转自公众号:交易门(tradingmen)
在这场全国乃至全球都罕见的教学创新中,先进的知识、资源、教研能力被输送给了上万名国家贫困县的学童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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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河南新蔡思源实验学校8年级英语老师梅雪艳走进办公室。她在电脑上登陆进“智慧课堂”的教师端后台,查看学生的课堂数据。屏幕上一张学生“课堂社交关系图”吸引了她。
这张图初看像极了航空公司的航线网络图。不过每个相互连接的小点不是城市,而是梅雪艳英语班上的每个学生。
正如通航的城市互相关联,梅雪艳课堂上学生们也互相点评、关注。他们的互动数据在智慧课堂后台由算法生成社交关系图。数据每天都更新,也可以选择一段时间叠加。梅雪艳看到的,是基于前一个学期的学生互动情况。网络的枢纽和大V,是成绩优异、人缘也好的班长张语甜。一个个箭头从四面八方向她汇拢。
“课堂社交关系图”
作为班主任,梅雪艳注意到的并不只是众星捧月的优等生。网络图里有将近七八个孤立的小点。与其他学生没有任何联系。梅老师自认是很负责、细心的班主任,却没想到会忽视这些学生。
“我想象不到,一个学期的英语课下来,会有人没看过别人,也没有人看过他们”。
在屏幕上进一步聚焦,梅雪艳看到一个个孤立小点旁标注着的名字。
其中一个小点是陈飞云。梅雪艳班里有47个学生,70%的同学来自贫苦户,但陈飞云属于“精准贫困户”,比其他同学情况更糟。在国家贫困县新蔡下面的乡村,这个名额也仅有符合条件的才能申请。她的所有学费都由政府承担,并接受补助。
梅雪艳和学校领导曾下乡家访陈同学。陈飞云父亲去世了,妈妈和姐姐在外面打工,她放假时也就一个人在家。成绩不太好,性格内向的她比较自卑。她常说自己长得“丑”,喜欢用头发遮着脸。“我就告诉她你其实长得挺好看的。”梅雪艳说。
在智慧课堂的后台上,梅雪艳还看到另一个孤立的小点:谢冬秋。谢冬秋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爸妈在外打工,她常年跟着姥姥住。智慧课堂的大数据平台会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画像,把学生分为四类。谢冬秋属于“勤能补拙”型。看见这样一位成绩还不错的同学和其他同学没有任何交流,梅雪艳颇为意外。
如果没有看到这社交关系图,也许初中三年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我看到了,作为对自己有要求的老师,我还是会做一些事情”。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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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雪艳今年30岁,是河南三门峡人。从信阳师范学院毕业后,她应聘到新蔡思源实验学校。现在她是学校骨干教师,担任八年级年级主任、八-10班的班主任,同时还负责上两个班的英语课。有7年教龄的她认为当老师的最大成就感,就是“真的能改变孩子的命运”。
梅老师在课堂上
看到学生社交关系图后,梅雪艳行动了起来,主动找那几个孤点学生聊天,在课堂中讲知识点时,她还潜移默化地穿插故事鼓励他们。
班上有位女同学跟继母处不好,老跟爸爸发脾气。她告诉这位女同学,父母并不是不爱她,只是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不懂方式方法。“有的学生家长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也就比现在我的学生大一两岁。”
“如果孩子心里都是害和恨,将来一定不幸福。我希望他们心中充满阳光。” 2019年4月,我在河南新蔡采访她时,她告诉我。
谁说乡下的孩子心里就不能有阳光呢?班上笑起来甜甜的、成绩不错,也非常活跃的赵思羽就是一个例子。赵思羽从小学起就开始在思源学校上学,全校都知道她是个“孤儿”。她爸爸去世,妈妈离家出走,她跟着姑姑住。
有一天,一个女人来到教务处,说自己是赵思羽的妈妈。
教导主任怕是拐卖孩子的,打电话问梅雪艳,思羽有妈妈吗?“结果真是思羽妈妈回来了。”梅雪艳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惊讶。
在教务室,老师们对赵思羽妈妈说:思羽这几年不容易啊。她妈妈坐在那里,泣不成声。
农村的家长不像城里家长对孩子那么关注。梅雪艳担任班主任一年半,有的学生家长她一次都没有见过,也没通过一个电话。“他们可能都不知道我是孩子的班主任。”
梅雪艳每次都会提前半个月通知家长开家长会,家长不能来的,就让爷爷奶奶来。
有次家长会,班上一位同学一个家长都没来。后来梅雪艳鼓励同学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了关于留守儿童的小品,在学校艺术节上演。梅雪艳认为这是学生们的真实故事,她希望孩子们能勇敢地去探讨,而不是粉饰或回避。
赵思羽在小品中扮演那个全班唯一一个没有家长开会的学生。台上,赵思羽终于等来了妈妈。妈妈也承诺再不出去打工了。台下很多老师同学都看哭了。
在现实生活中,赵思羽妈妈和女儿相聚不久,又出去打工了。她偶尔会回来探望女儿。
“没办法,现在的农村,不出去打工就没有经济来源。”梅雪艳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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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梅雪艳一样,新蔡思源实验学校的老师大部分从河南本地师范毕业。他们许多都住校,和同学们同吃同宿。有的老师要照顾孩子,就带着年幼的孩子一起住学校。这些小小“拖油瓶”们就在校园里度过自己的童年。有的老师每天早上去学校上完早自习,才有时间回到宿舍,给自己的孩子起床洗漱。
新蔡县离河南驻马店市约1个半小时车程,是去年才“脱贫摘帽”的前国家级贫困县。(根据2012年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公布的标准,人均年收入少于2300元的算国家贫困县)。
在我印象中的“贫困”就是“揭不开锅”。到了河南新蔡县,通过和当地人聊天,我才慢慢了解到之前的成见是不正确的。除了极少数的贫困山区,我国大部分贫困县家庭早已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在新蔡县,几乎每家都有一辆摩托或者三轮车。县城中心有着体面热闹的餐饮一条街。街两边有咖啡店、火锅厅,和现代化的休闲娱乐场和新开发的商业楼盘。
新蔡思源实验学校的诞生是一个爱的故事。
新蔡思源实验学校
2014年,香港爱心人士创建言爱有限公司(本文将统一简称“言爱”),并捐出引子资金,和当地政府一起出资成立新蔡思源实验学校。截至2019年,言爱在全国各地贫困县捐建了217所“思源”系学校。新蔡思源属于言爱在全国捐建的第四批学校。
根据言爱的理念,所有思源学校只招收家庭困难的学生,统一住校制。校区、宿舍区按香港设计师的理念设计。
新蔡思源实验学校学生宿舍
在河南新蔡思源实验学校,学生可以在有屋檐遮挡的情况下从教室走到宿舍,不用担心恶劣天气。又比如,卫生间每个隔间都有门,给学生足够隐私。言爱负责人告诉我,他们希望大山里的孩子,长大后也能顺利去大城市生活,因此培养他们的隐私感很重要。
这样的细节在城里人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对乡村的孩子却意义深远。在一所偏远地区的农村学校,我们看到一所学校建了崭新的教学楼,但厕所却在另一栋楼。同学为了上厕所,要从一栋楼跑到另外一栋楼去。在这样的情境下,“隐私”更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了。
新蔡思源实验学校目前有1740多位学生。但2014年,学校第一年招生却很挑战。校长和老师跑了23个乡镇发传单。
当时已有不少新开的民办学校在抢夺生源。思源是公办学校,学费全免,学生每月只交少量伙食费,民办学校光学费就要好几千。但家长半信半疑。“他们根本不相信,哪有不收费的还要下来宣传的。”靳永军说。
现在学校有了口碑,招生也不再是问题。去年有2000多个学生报名,最后只收了500多人。
全校学生中,贫困、留守儿童占到70%,这样的结构促成学校一些特殊的设计。
比如为了减轻学生家长接送负担,学校实行“大星期”制。学生们连续上10天课再放假。每两周回家一次。很多学生家很远,最远的要走50公里的路才能回家。每次放假,家长们开着三轮车来接孩子。没家长接的学生就独自坐公交车回家。
靳永军和学生一样住校,每两周才回一次家。除了管学生、老师、教学,他还要管学校建设。
最近半年他的关注点是校园二期建设的进展。一期的校区没有操场,学生都眼巴巴盼着建运动场和宿舍楼。二期什么时候开工,成为靳永军心上的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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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贫困县的学校来说,最大的苦恼并不是校舍简陋和物资贫乏,而是师资薄弱。在这里,那句“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经常是事实,不是玩笑。
在全国捐建了200多所学校后,言爱决定引入了好未来等四家机构,希望用科技来解决教育资源的不平等,给孩子们更好的资源和帮助。
2018年秋季学期,“智慧课堂”系统在新蔡思源实验学校正式上线。
我国在教育信息化方面早有布局。在信息化1.0阶段,政府着重于基础设施建设,推出“三通两平台”,把宽带等基础设施通到学校。等到电子白板和电脑等硬件被送到学校后,各厂商开发出教学系统和应用,这些产品就被统称为“智慧课堂”。
“智慧课堂”之前被称为“电子书包”。表面上看,它是围绕学生手里平板电脑进行的教学,但平板电脑只是一个载体。
学生通过平板电脑下载教学资源,在课堂上与老师和其他同学互动。这个终端搜集同学们的学习数据,反馈给老师,也提供给后台的大数据分析算法体系。这些数据经过分析,帮助系统研发人员孕育出更智能的产品和服务。这样的良性循环促成了课堂内外、教学双端的变革。
在新蔡思源实验学校,我走进雪艳老师班的英语课教室,第一次直观体验“智慧课堂”。
上课铃声一响,学生起立致敬,梅雪艳往前一站,潇洒宣布:“今天的课咱们请同学来讲,怎么样?”
我知道梅雪艳班上同学家境贫苦,本以为教室里是“愁眉苦脸”、“凄苦迷离”的场景,但学生们却展现出充分的自信、活泼和阳光。如果不是提前知情,我还真怀疑自己来了个假贫困县。
梅雪艳老师的英语课堂
在梅雪艳的邀请下,“小老师”上台把控全场。他们讲解完知识点后,通过手中的平板电脑,把练习题推送到同学的平板电脑上。同学做完练习,马上用平板拍照上传提交。
提交后,全班同学立即可以互相查看、评论和点赞。这些互动数据就是文初提到的课堂社交图的基础。
课堂上,老师可以查看哪些题目出错率最高,并针对性地给学生推送个性化的习题集,学生们还能及时把自己读英语的文件上传。47个同学分成的6个小组,在平板上听其他同学的录音,进行点评打分。
我注意到,上课过程中,讲台的老师需要学生看黑板时,会随时锁定学生手中平板电脑的屏幕。严防死守下,偶尔也有漏网之鱼。某次上课梅雪艳开了外网,方便学生查资料做作业。结果她发现有个别自制力差的孩子趁机去下载小说,看电影。
“所以我们需要跟他们斗智斗勇,盯着他们。”梅雪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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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河南新蔡530公里的河南嵩县思源实验学校,9年纪语文老师张晓毅发现,班上也有一位男同学在午休时间破解了平板电脑,用来打游戏。
河南嵩县思源实验学校9年纪语文老师张晓毅
嵩县也是国家贫困县,嵩县思源实验学校修建于2016年,属于言爱在全国捐建的第七批学校。2017年,嵩县思源实验学校比新蔡思源早一年推“智慧课堂”。
跟新蔡思源一样,这里的学生也是用订制的、锁定上外网功能的平板电脑。但还是有极少数的“奇才”能破解。
破解平板电脑的男生叫王丹虎。王丹虎皮肤很黑,牙齿白白的,戴眼镜。虽然表面看上去还有几分文静,他是班上出了名的淘气鬼,成绩一直在倒数三名徘徊。
张晓毅老师发现王丹虎其实很讲究,常在校服里搭配不同颜色的衬衣。但衬衣尺码很大,明显不是他的。他喜欢把上排纽扣解开,显得很男人。“他其实就是想表现自己成熟和酷。”王丹虎后来告诉张晓毅,衬衣是他父亲的。
刚开始上张晓毅的课时,王丹虎不愿老实坐着,要么双腿跪在凳子上,要么就把一只脚翘在别人的椅子上。月考时,满分120的语文,王丹虎考了30分,作文交了白卷。而语文还是六门学科中得分最高的。
学校上了智慧课堂后,张晓毅发现了一个更快捷分享优秀作文的办法。她把优秀学生作文录成电子版,发到学生的平板上让大家欣赏。王丹虎破解了平板上偷偷打游戏,让语文老师张晓毅心生一计。
她把王丹虎叫到办公室,让他帮忙把优秀作文录成电子版,发给全班同学看,算是将功补过。
“我告诉他,只要你打一篇作文,我就给你加5分”。从那时起,每天中午王丹虎都到张晓毅办公室打作文,有时候课间十几分钟,也都过来干活。
结果,王丹虎作文越写越好,也能有资格变成电子稿了。在一篇作文中,王丹虎用稚嫩却真实的笔触写到了张晓毅:
“我们班主任整天就欺负我,请我去背书,请我去打电子稿。我刚开始非常讨厌她。后来,我觉得这么多坏学生里面,她还管着我这一个坏学生,我突然就不讨厌她了。”
但语文成绩大有进步的王丹虎,却总在英语课上呼呼大睡。张晓毅问他为啥英语课不听讲。他说听不懂,很痛苦。
张晓毅很无奈,但却很理解王丹虎所说的“痛苦”的感觉。她自己上高中时,也很偏科。语文好,英语、数学不好。当时她的班主任只比她大四岁。班主任上课时会叫张晓毅起来朗读,念她的作文,还推荐她去学校活动当主持人。
“我的老师没有因为我综合成绩不好而放弃我。他们能看到我的闪光点,让我感受到尊重。我现在当老师了,也不能放弃我的学生。”她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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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毅来自一个教师世家。她的爷爷、外公、外婆、父亲、伯伯、舅舅、姨妈、弟弟都是老师。她从小就想当老师。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她曾经被父母安排进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又“逃”回了学校。张晓毅的先生在郑州工作。她每个星期天回郑州的家。同事们常打趣她说“拿着国贫县的工资,去省会消费。”
对乡村教师来说,工资一直是无法回避的话题。嵩县思源实验学校的教师平均薪水为2000多元。就在学校旁边立起的“学区房”,已经卖到了5000多一个平方米。
河南嵩县思源实验学校旁边修起了“学区房”
这意味着老师辛辛苦苦工作两个月,不吃不喝,也才能买得起一个平方米的房子。
嵩县思源实验学校的校长张庆民告诉我,也许是因为薪水低迷,现在县城的老师跟十几年前比,专业性都提高了,但对事业的热爱程度却在下降。“但咱们学校老师还是挺不错的。”他补充道。
张庆民1991年参加工作,当时他在一个乡镇中学当体育老师,工资100多。当时他负责训练运动员,每天早上5点过就要起床,挨个叫醒大家,去公路上跑步。
“那时候物质匮乏,工资低,但人没有那么多想法,整天都非常快乐。”他说。
河南嵩县思源实验学校数学老师张俊玉告诉我,自己最开始非常不喜欢当老师,“因为实在太无聊、太清贫”。
但这清贫的工作,她一不小心就做了20年。虽然不到40岁,张俊玉在同学中有了个昵称,“张妈”。张妈不会讲普通话,用河南话讲数学。她脾气不好,有时会打学生屁股。但做了好吃的,也常常带到教室请学生吃。
慢慢的,张妈和学生的关系多了一层亲情。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喜欢往教室跑。看到孩子们,她就会静下来。每年过生日,张妈都要收到学生送给的各种礼物,包括手链、发卡,甚至有护手霜、内衣和胸罩。其中还有不少是男同学送的。
之前张俊玉肚子连续疼了几年,有时上课,她痛得用手捂着肚子。后来学生联合家长,非要她去做做彩超。“孩子给我一个任务,一定要做彩超,说要是不去,就不上课。”
虽然大部分时间很和谐,张妈和学生关系也有紧张的时候。
最近班上男同学苏林的数学成绩一降再降,从80多分一路降到60多分。张俊玉开玩笑说:你再降,就变成傻瓜了。她自己认为这是一种和学生没有距离感的交流。结果苏林妈妈却说要投诉张妈,说她歧视孩子。
苏林的父母离婚了,又各自成家。他妈妈在拉萨做生意。苏林上实验课不做实验,把老师气得发抖。他威胁说要回家,打电话给妈妈,他妈妈却没有接。
张俊玉一度想放弃苏林。但看着他单薄的身体,他倔强的眼神,张妈却想起自己的孩子。他只比班上的学生小一岁。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吧。张俊玉给班上同学每人都买了一个蛋黄派,苏林偏偏赌气不吃。她又找来苏林的好朋友给他做工作。几个来回,倔强的苏林终于被感动了。他主动来找张妈,说以后都不再惹她生气、也不捣乱了,要好好做作业,好好做实验。
当天晚上,张妈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她给苏林爸爸发去短信:孩子已经进入学习状态,勿念。他的父亲非常感激。
大学毕业时,张妈见人就说,宁愿去跑保险,都不想当老师。20年后回过头来看,她发现教师是最适合自己的职业,也开始慢慢琢磨“老师”这个角色的意义。
“与其说我在陪伴他们,不如说他们在陪伴我”。她用河南话告诉我。
嵩县思源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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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好未来的老师要进学校,给大家培训智慧课堂项目时,河南嵩县思源实验学校语文老师高海霞非常兴奋。高海霞1999年加入教师队伍。2016年从一个小镇学校来到嵩县思源。现在她和小女儿一起住校。除了教学,也担任一些行政管理工作。
高海霞之前就陪女儿在网上订过学而思网校(好未来旗下)的一节小说阅读课,“当时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他们能把课上得这么好。”
好未来的老师进校后,高海霞的疑问有了答案。她了解到,好的课是磨出来的。一个老师想把课上好,必须要做教研。而教研光靠一个人是不行的,必须要组成一个个的教研团队,进行集体备课。只有老师备课质量提高,教学质量才能提高,科技才能发挥作用。
高海霞看来,智慧课堂最重要的贡献可能都不是平板教学,而是帮老师建立了严格的集体备课制度。
现在每个学科都会在开学初留出固定的集体备课时间。备课组长把课分配到每个老师头上。备课时,一位老师主备,两人辅备。主备人讲完,其他人听并提意见。集体备课后,老师再根据自己的风格和学生情况进行二次备课。
高海霞告诉我,之前虽然学校也搞集体备课,但基本上是走过场,现在总算落在实处。这大大提高老师效率和教学质量,每个老师一个学期只需要备三四节课。这一年的备课资源得以沉淀积累,下一年的老师可以使用。
至于为什么城里的老师能把课上得更好,除了集体备课,师资是根本的原因。
以河南嵩县思源实验学校的合作方好未来为例,他们在全国有2万名全职老师,其中80%来自985/211学校。站上讲台前,老师要经过1到3个月的岗前培训,最后只有4%的人得到录取。入职后,他们还要经过3-6个月的岗后培训。
“我们的讲台是非常难站的,如果这是一个教室,前面一半坐的学生,后面一半坐着家长,老师要把控全场,要求非常高”,好未来智慧教育思源项目方案负责人孙瑞晨说。
国贫县学校的师资弱。孙瑞晨在做思源学校的智慧课堂项目时,调研了40多所学校,发现一本毕业老师非常少,大部分都是当地的师范学校毕业。
从2017年8月开始,孙瑞晨和同事在嵩县思源实验学校住了两个月。
和北京来的老师朝夕相处,让思源的老师感慨不已。他们回忆起自己毕业之后刚到学校时,也很有激情,但是时间长了,就慢慢磨得什么都不想干了。
孙瑞晨理解这种心理的落差。她会提醒自己的同事,放低自己,尊重思源学校的老师。这些老师可以选择去做更赚钱的工作,但还是留在了学校,教书育人,忍受清贫。
“我们的工作做得好,是因为有选择权,我们可以选择老师,选择学生,但思源学校没得选。”她说。
新蔡思源实验学校的食堂干净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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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慧课堂在贫困县生根落地,我国的科技教育巨头们通过逐渐常态化的教师培训、平板教学、双师课堂等多样化的手段,开始把最优秀的教育资源向贫瘠的基层输送。
新蔡思源实验学校双师课堂上,学生们听河南郑州的老师讲物理
这是一次教育科技化的“降维打击”,也是一场值得钦佩的社会实验。
毋庸置疑,智慧课堂服务商需要投入师资、服务人员,硬件成本。而大部分公立学校受财力限制,很难选择全校上智慧课堂。在嵩县思源和新蔡思源实验学校,县政府承担了智慧课堂的费用大头。其中嵩县思源实验学校学生的平板也是由政府买单。
而智慧课堂能否持续调动起师生积极性,教学效果是否能持续,都直接影响智慧课堂项目是否能继续得到县领导的支持和推广。由于目前国家层面缺乏对智慧课堂的具体指导意见,对于未来应该怎样投入,基层的教育工作者也怀有疑问。
这些不确定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的智慧课堂不值得被关注和研究。
智慧课堂毕竟是全国、乃至全球都鲜有的大胆尝试。中国科技教育巨头用自己的实力,把在发达地区的技术和科研积累,延展到教育资源贫瘠的地区,让上万名贫困县的学生、老师享受到了先进地区的教育资源和技术。而学生成绩的提升也有目共睹。
我在河南贫困县长达一周的采访过程中,跟河南嵩县、新蔡思源实验学校的校长、老师、学生、食堂员工、家长分别进行了深入了沟通,大家对“智慧课堂”项目都表达了正面的反馈。
在新蔡思源实验学校采访当晚,我和梅雪艳一起吃晚饭。在餐桌上,有7年教龄的梅雪艳告诉我,自己的学生不像城里的孩子,回家没有家长陪读,更没有补习班上,可能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正是因为如此,她希望给他们她能提供的最好的资源、最有力的协助。
而智慧课堂的引入,让梅雪艳看到这个拉平差距的可能性。
嵩县思源实验学校的课间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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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瑞晨是城里长大的80后。现在她的任务是在国家贫困县落地智慧课堂项目,让“张妈”这样的土生土长、也许连普通话都不怎么会说的老师们学会使用平板教学、智慧课堂。
但最开始往全国各地贫困县的学校跑时,让她感慨的不是乡村教育资源的不平等,而是心不在焉的学生。她看到一个班上经常有1/3的孩子不是睡觉,就是聊天,反正就是不听课。这让当时的孙瑞晨觉得不可思议。
言爱捐建的初衷是帮助贫困家庭、弱势家庭、单亲、孤儿等群体的孩子能有机会进城读书,跟城里孩子一样享受好的教育环境。但孙瑞晨觉得很多孩子并没有非常珍惜。
校长们告诉孙瑞晨,孩子能上学就行,学不学得到知识不那么重要。“不让他上学,就去打工了,有可能就犯罪,还不如在学校里。”
这种说法孙瑞晨当时并不完全理解。但时间久了,孙瑞晨慢慢意识到这些孩子跟城市的孩子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大家拥有的东西不一样。
思源学校的同学们要么父母离异,要么是孤儿、单亲,跟着爷爷奶奶住的很普遍。有个11岁的男同学,每年寒暑假都去父母打工的城市,跟着打工。几年后这孩子也变得世故和“商业化”了。有次老师说要买点资料,他立即接话说:我这里有,要不要从我这里买?
孙瑞晨曾经在北京教过3年的数学。“北京的孩子父母工作很好,放假就要出国,全都是一样的幸福,就是看谁更幸福。在思源,是看谁更惨。”现在再客观地看,孙瑞晨感觉乡村孩子身上的问题,其实都是社会问题。
这两年,孙瑞晨跑了40多所国贫县的思源学校,发现每所学校的情况都不一样。在海南省的两所学校,几年前还有高年级的同学抽烟,低年级的学生随地大小便。学校校长说了一句让她十分难忘的话: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体会到教育的意义。
往农村跑的这两年,孙瑞晨的确感受到了在城市里从来没有感受到的意义。
嵩县思源实验学校教学楼墙壁上的笑脸图
她对不听课的学生不再像最初时那么愤怒。孩子们能不能上大学,或许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感受到了爱,并且在变得更好。
孙瑞晨希望尽最大努力把好的资源给乡村的孩子们。有时可能是一场讲座,一次活动,一本绘本故事,就能改变一个孩子。
曾经是“孤儿”的赵思羽现在脸上充满了阳光。在新蔡思源实验学校见到我时,她告诉我最喜欢的科目是英语课,她长大后希望去北京的CBD工作。
用河南话讲了20年课的“张妈”,不再满足于方言教学,最近她悄悄地去报了一个普通话班。40岁的她要给自己新的挑战。
还记得为学校二期建设奔走的河南新蔡思源实验学校副校长靳永军吗?他兴奋地告诉我,最近一个月,县教育局领导已经就二期工程进行多次协调,目前已经立项拨款,很快就要动工。
这些一点点的变化让孙瑞晨忍不住思考:
“可能不一定是智慧课堂,不一定是教师培训。我也不知道什么起了重要作用,但整个项目就是让老师和学生改变了。可能这些改变,才是这个项目最本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