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顺义某“小饭桌”儿童确诊，刚需市场为何规范艰难？

　　行业自身正呼唤着规范的统一与管理的整合。

　　来源|多知网

　　文|冯玮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报道，在北京市疫情防控第208场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官方通报11日0时至24时，顺义区新增的1例确诊病例为一名5岁男童。第三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确诊后临床分型为普通型。

　　据患儿家人自述，2020年12月28日至12月30日，患儿曾在11日通报确诊病例的家庭小饭桌托管。

　　会上通报，针对发现的小饭桌、小诊所、小药店等违规经营现象，顺义区迅速召开区级会议专题部署，加大监督执法检查与非法行为的清理整治力度，开展地毯式排查，摸清底数，逐一上账、综合治理，坚决遏制潜在风险隐患。

　　北京一位家长在某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幼儿园在今天已开始排查班内去过小饭桌的学生。

　　曾有业内人士预测，基于国内20万所小学的数量，结合各线城市的具体水平，全国或已有30万-50万所小饭桌及托管班。

　　选择小饭桌及托管班的家庭诉求本身，源自家长的下班时间与幼儿园、小学放学时间的冲突。以天津河西区某小学为例，一位从业者向多知网透露该校区附近有20余家“小饭桌”，机构学员数量少则10余人，多则40余人。

　　一面是社区内在职家长们的托管刚需，一边是这个行业比课辅市场分布更加零散、更难规范化的现状，其间还有太多的环节需要被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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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需市场的规范困境

　　201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胡春霞就向大会提交了《对加强“小餐桌”小孩托管机构监管的建议》。

　　胡春霞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一些小学周边常有社会人员随便租一套房、聘用几个员工后组成托管班：“绝大多数的托管班既未在工商局注册登记，也未在教育部门备案，‘小餐桌’这类小孩托管机构在法律监管上并没有明确的定义，长期处于监管真空的档口。小孩的人身安全、食品安全和服务质量都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各类纠纷也是时有发生。”胡春霞表示。

　　胡春霞曾建议：针对“小餐桌”的运营特点，多部门可共同商议制定有关校外托管服务机构的管理办法，明确服务的标准和经营者、消费者及监管者的责权；放开“小餐桌”小孩托管机构的市场，甚至可采取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建立黑名单制度。

　　更早前，十三届一次会议开幕会结束后，教育部长陈宝生就“课后三点半”也专门提及将通过多种模式解决小学生“三点半”放学给家长接孩子造成的难题，对现在存在的乱象，比如学校周围野蛮生长的托管班，要通过法律法规方式进行治理。

　　几年的的时间里，多城市中小学也已出台如延迟放学，提供托管支持等服务，而伴随着鼓励有条件的公立校引进校外托管服务等内容的提出，也让校外托管行业开始得到更多关注。

　　目前市场上已经存在如小饭桌这类的小作坊，基于社区教育的商业化模式，以及中国台湾等地的成熟体系等机构类型。

　　胡春霞当时提出的建议，主要面向小作坊这类机构。

　　据了解，虽然现阶段对小饭桌等机构仍无明确定义及政策管理内容，但2015年中国学后托管教育联盟已经成立，联盟基本为公益属性，主要为行业提供业界交流和行业规范探讨等活动。

　　这也意味着，行业自身正呼唤着规范的统一与管理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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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化正在落地

　　在“小饭桌”业态依然存在的同时，托管教育也开始有了更加成熟的业态——用连锁、标准化的运营方式和统一课程产品落地到社区。

　　和“小饭桌”不同的是，这种升级版的社区托管服务已得到政策认可。

　　2016年6月28日，国家九部委联合发表《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中提出：“引导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教育”、“2020年建设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600个，建成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200个”、“积极开展才艺展示、参观游学、读书沙龙等多种形式的社区教育活动”……

　　脱胎于托管而更加商业化的社区教育虽已不算新鲜，但随着《意见》出台，2016年后的社区教育机构开始得到加速发展的机会。

　　而另一面，这类新式社区托管也面临着诸多成长的烦恼，比如定位上的尴尬。例如，虽有政策出台，但各地始终没有细则下沉，政策上给托管行业的支持还没有落到实处。

　　此前陈宝生部长发言中也提到了一点建议：即有条件的公立校可通过政府购买方式，将校外机构的服务引入到学校中。目前市场中也已有少数机构与公立校达成合作。

　　但也要看到，市场依然停留在早期的水平，资质模糊、政策缺位、市场认同、行业规范、师资教研等很多问题，依然亟待解决。(多知网 冯玮)